“个展”这个陈旧甚至过于落套的提法最近好像绽露出了它的新芽。直觉告诉我们，不管这个新芽最终绽露得如何，“个展”在提法上终究还是要复归于它陈旧，复归于它该有的落套。但是，眼前的这个时段，这个“抽芽”的季节，我们可以借用“个展”的名义，来谈一些“个展”之中及“个展”之外的相关话题，这些话题有一点是与“个展”这个名分相符合的，也是陈旧甚至是过于落套的，这就是：作品、艺术家与当代艺术。其实，从上世纪85’新潮以来，虽然艺术在叫法上有诸多的嬗变，最终我们所脱不开的依然还是作品、艺术家与所谓的当代艺术。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或许少了许多过去谈论这些问题的青春期的激情，我们或许相对务实与成熟了许多，我们或许看问题的眼光与视野开阔了许多，当然，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也或许在冷静中变得更为较真、更为在乎探讨问题的方式了。

眼前的“个展”正在朝着预设的框架推进。“个展”这个方式诞生在上海，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还在2001年的时候，上海比翼艺术中心就已经有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活动。而“一个接着一个”其实就是每个艺术家的个展。把“个展”看成是一个具有针对性的活动，看成是对中国当代艺术所存在问题的现状的一种质疑方式，也已经有了一年多的时间。我这样说，只是表明用“个展”的名义，一并携带出当代艺术的相关问题，这样的方式产生在上海是有它较为厚实的思考背景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能够看出，上海比翼一向是在办展方式上很是“顶真”的艺术中心，甚至这样的顶真在外界看来无异于较真。也正因为如此，只要与比翼艺术中心有牵涉的展览，大都成为圈内谈论的话题。从《超市》、《双胞胎》、《快递》到《假名》展，这些大都具有针对性的展览，至今常被人谈起。在这些展览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展览的整个流程无不是艺术家自行完成的。在这个批评滞后的时代，“艺术的事，最好还是艺术家自己来做”，这个说法虽不很新鲜，但一直坚持走在这条路上的，上海比翼算是个特例。我之所以要从几个方面来进行描述，是想表明，“个展”从酝酿到相对成熟的操作，是有着它自身的基础与语境的。

其实中国现在的环境已经不缺少展览了。曾经有一个保守的统计，中国每年要举办近10000个各种形式的美术展览及相关活动，当然这个数字并不都是当代艺术的。这个数字除了研究展览统计史的人知道其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分类，究竟在何处对中国当代文化起到推动作用之外，但对于外界来说，并没有多少人会去关心。就是专业圈内，一年能谈起的展览也极为有限。个中原委是大多数展览都是样式主义的，平庸的。许多展览与展览本身真正要关注的问题无关。中国虽然是一个疾速转型的社会，而我们的办展方式与89现代艺术大展相比，并没有太大的跨越。如果从激情与理想来说，今天展览的纯粹性还远不如89现代艺术大展。虽然当代艺术历尽了它的艰辛，走出了它的低谷。但近几年，由于权力资本、民间资本与海外资本的交替运作，当代艺术的虚假狂欢已经走到了极至。当代艺术在泡沫中顾盼自雄，好像已经走到了当代文化的中心，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汗颜的虚荣，一种自我安慰的说辞。其实在所谓的狂欢背后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艺术家在今天很懂得如何与策展人达成共识与共谋，策展人更懂得如何在艺术家身上看到他们的利益，艺术几乎成了一件很是世故的事情。就是展览中的主题与相关的想法也大都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它与真正的文化无关。这就是今天乏善可陈的现实。当然，这样的说法比较极端，但难道我们削弱了一定的口气，我们眼前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吗？今天的办展方式可以用两个字加以概括，一是虚，二是乱。就国家级的大型双年展，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大而无当的主题，并没有在本质处真正推进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相反每个大展所捅出的黑幕倒是提供给了值得我们深思话题。在主题与话题之间，我们看到的是问题的所在，看到的是当代艺术在学术上的沉沦。

在这样的境遇中，“个展”试图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个展”关心的不是理论建设、对话或者批判。“个展”只是想对这样的现实拿出一种暂时的质疑方式，并通过这样的方式首先使得艺术家回到他应该在的位置。艺术家原初的位置在哪里？具体论及这个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但这个位置潜在地指涉了一种艺术家面对艺术的基本态度。换句话说，“个展”在质疑现实的同时，也在质疑艺术家自身，质疑艺术家与艺术的关系，质疑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

在现实中，艺术家究竟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实际上，今天抱怨现实的艺术家要比附和现实的艺术家多得多，但抱怨的理由却大都不是很艺术的，似乎抱怨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要参与附和。这中间的细枝末节当然有很多，但最终还是落实在一个“利”字上。当然，艺术家是需要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但利益断然不是艺术要去追求的最终目标。由于这个“利”字，许多艺术家在气息上已经短了一截，甚至相对的原则在“利益”面前也是可以放弃的。如此艺术家在现实中的角色本身就是个问题角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艺术家扮演了当代艺术现状问题中的同谋者。当然，艺术家轻易是不会承认自己面对艺术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他们会直接把他们的委屈归罪于展览体制，归罪于策展人。因为在诸多的展览中，展览本身给艺术家设置了许多规范，如主题、题材与所谓的高压线问题。艺术家为了争取展览机会，大都会主动迎合这些规范，这对年轻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要适应规范，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我们想追问的是，艺术家究竟放弃的是一些怎样的想法呢？我曾经不经意地问过一些艺术家，他们的回答大都是含糊的。相反我发现他们适应规范的能力倒是及强的。而我所关心的是艺术家如果去掉了对现实的迎合部分，还会留下些什么？我终究没有听到比较实质性的回答。

“个展”关注的就是艺术家个体。“个展”不设主题，目的是想让艺术家有更大的自主权与自由度。“个展”是一个只有艺术家抱怨自己而没有其他可以抱怨的展览。我觉得“个展”在今天给于了艺术家一个信号，这就是艺术家是独立的，这个独立，一是指人格，二是指思想。这个信号还暗示着，艺术家是与时代相维系的，艺术家对所生存的时代要建立自己的对话关系，艺术家必须对自己所敏感的问题开口说话。

我觉得对一个展览的好坏评论，我们不要刻意去建立标准。但一个有意义的展览，它无疑将关涉到几个方面，一是展览针对的问题；二是办展的方式；三是对有学术价值的，但可能会引起争议的作品的接纳问题。如果始终把这些问题当成办展的先决要素来加以思考，展览的形式主义就可以加以规避。我们不一定有意要去强化所谓的当代艺术的中国方式，但由于我们涉及的问题是很中国化的问题，只要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与追究，那么无论我们怎样表达，它都是蛰伏在中国现有的语境之中的。“个展”基本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来有效推进的。为了强化“个展”的针对性，“个展”在规模上进行了一定的设置。有来自北京、广州、成都及上海本地的近四十位艺术家同时举办他们的“个展”。 至于“个展”本身在现实中的价值与意义，我想还是放在以后来加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