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晚唐山水诗概述
中晚唐时期，山水诗的创作虽然没有停滞，并在初盛唐的基础上有新变，有拓展，甚至在数量上比盛唐还要多，但总体上却未能超步前贤。中唐时就已经由风骨雄浑转向清雅闲淡，骨力渐减；到了晚唐则景象更衰，情调落寞。
大历时期，以钱起为代表的“十才子”以及以刘长卿为代表的江南诗人群都以王、孟为楷范，大量写作山水诗，并形成清雅空灵的艺术风格。中唐前期的山水诗人主要有韦应物和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大多写于游赏行旅场合。韦应物能以冲淡平和的心态来写山水诗，诗中有一种宁静野逸之趣，同时也传递出冷落寂寞的情思氛围。刘长卿的山水诗写景衰飒，情思黯淡。虽然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一样，都是以描写山水风景为主的，但他在为人上同“大历十才子”中的一些人有着明显差异：十才子中人多“不能自远权贵”，反映到作品上，就是他们的山水诗常用来作为贵族生活的点缀，其中不乏阿谀奉承之作。而刘长卿为人刚直，曾经因此两度罢官；也正由于此，反映到作品，则刘长卿的诗作中对景物的描写常寄托着某种属于自己的感情；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总比无病呻吟要好。其后的还有孟郊、韩愈、白居易等人，他们的总体风格大致相近，再也找不到盛唐山水诗那宏伟的画面和激扬的气势了。中唐时山水诗的成就比较突出的是柳宗元和刘禹锡。两人诗歌的风格情趣有很大的不同。柳宗元的山水诗大多写于长期贬放之地，孤傲冷峭；刘禹锡的则一是明朗，二是雄放，这是与他乐观旷达的性格分不开的。晚唐国势衰微，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社会已步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末路，诗坛上也是一片衰飒的景象，不论是杜牧还是李商隐的诗，无不情调低徊，弥漫着衰世的余韵遗响。
由于时代氛围与主体心态的差异，盛唐时期王、孟诗中优美清淡的意境到此时的韦、柳诗中已变成萧散孤寂，并且愈益与禅境结合起来，使山水诗愈趋空泠。前人评论唐代山水诗，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可以说，韦、柳诗既与王、孟诗一起构成山水题材创作的整体，同时也标志着整个唐代山水诗派的终结。
四、山水诗繁盛于唐代的原因
山水诗昌盛于唐代，究其因由，与唐诗的全面繁荣密切相关。不过，促成山水诗昌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第一， 时代政治的促进作用
时代必变，自古皆然。回顾中国从四世纪初五胡乱华时起，到唐太宗李世民登位止，经历了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百姓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在战乱不休的恐惧与忧虑中生活。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使分裂的土地、破碎的山河重新连成一个整体，而且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使疆域不仅恢复到秦汉王朝时的版图，甚至更为扩大了。当时在沿边疆域先后设置了六个都督府，以保卫辽阔的中国本土。唐王朝立国二百八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国力最强的封建帝国。
杜佑在《通典》中指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又指出：“行教化在乎设官职，设官职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这就是说，政治的先行者是教育，而教育的基础在于发展经济。只有发展经济，保障百姓丰衣足食地生活，才谈得上发展文化教育。而发展文教事业的目的，又是为了提供胜任官职的人才。广罗人才的手段是选举（即科举考试）。唐王朝的统一、稳定，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强大的经济实力，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兴旺。一个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的封建帝国耸立在亚洲的东方。
唐王朝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和国子监选拔、培养有才学的知识分子，补充、扩大统治阶级的队伍。特别是在高宗调露二年，开始了以诗赋试进士的制度，文人得以以文干禄。在文学尚未真正独立之前，文学的发展不得不视政治的趋向而消长。
以诗赋应试的创举，鼓舞了大批出身寒素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诗歌创作。人们为了跻身政坛、一展鸿图而辞亲离乡、奔走四方，或赴考应试，干谒交游；或调遣升迁，出塞走边，种种与仕宦有关的行旅、漫游，都为人们游赏山水提供了方便。山水诗正是在这种政治风气中全面繁荣起来的。《全唐诗》载录二千二百余位诗人，据初步估计，出身寒微的作者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他们的诗作，既继承传统，又奋力创新。唐代诗人的伟大，在于不仅继承，更有创新。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新的理想、新的姿态，从新的角度，用新的语言投入创作，从而，也创新了正在发展的山水诗园地。
第二，统一的多彩多姿的神州大地的自然环境
正如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山水诗形成于东晋的原因之一一样，统一的多彩多姿的神州大地自然地理环境，是唐代山水诗昌盛的无比丰厚的源泉。
唐帝国屹立于太平洋西岸，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仅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自然地理环境最多样化的地区，足令炎黄子孙引以自豪。它有堪称世界屋脊的高原，有拔地而起的五岳，有抚膺胁息的蜀道，有咆哮万里的黄河、长江，有浮光耀金的洞庭、鄱阳，有号称人间天堂的长洛苏杭。还有全年少夏的漠北瀚海，长暖无冬的海南琼崖，白雪皑皑的西北崇山，四季常春的东南海岸。这气象万千的山川景致同星罗棋布的古迹名胜，交错辉映，是唐代诗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面对锦绣中华的佳山胜水，把酒临风，触景生情，自尊自信的人格，爱国爱家的情操，对月低吟的逸兴，荣辱皆忘的旷怀，一一于山水交辉，山水诗的内涵因而更充实了。六朝的诗人不曾涉足黄河，置身岱岳，更谈不上亲临瀚海绝域之壮举了。他们的山水诗只吟咏了东南一隅的半壁江山；相比之下，唐代的诗人幸运得多，因而胸襟开阔，视野广大。唐代的山水诗的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了六朝，那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唐王朝容许儒、道、释三家并存，形成了思想信仰比较自由的的空气。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同老庄所代表的道家学派，是孕育于中华本土的文化，唯释迦牟尼创立的佛学是引进的。高僧玄奘曾于七世纪二十年代西渡流沙，越葱岭，千辛万苦到印度取经。其实，在中国生根的佛教已是中国化了的。佛家经典中的哲学以及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许多是儒、道学说所未涉及的，因而大大开了文人士子之茅塞，备受人们欢迎。唐王朝吸取前人治国的经验，对各家学说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使得诸教并容，鼎足而立。这就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为山水诗的昌盛，提供了广泛的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时的学子文人以仲尼、老庄、释氏之说相资互补，研讨、撰注三教教义，形成各自的学派，各适其用，各得其所。同时，在认识论、人生观、世界观和美学理论的一系列问题上，调剂和合，如在人性、伦常上的正当要求、对神仙虚幻的向往，随物而化，一任自然的旷达，以及谈空说无的禅念等等，都不知不觉地渗入人们的审美意识中。这种美学观念，反映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则是使山水诗从着眼于景物外形的模范，进而着力于感悟自然的妙趣、捕捉山水的神韵，塑造幽深的意境并从中引发警人的哲理。我们不仅可以从前期诗人张若虚的名作《春江花月夜》中找到例证：“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形似。”而且，还可以从积极倡导儒家诗教的白居易、杜牧的诗中找到例证："暗上江堤还独立，水风霜气夜棱棱。回看深浦停舟处，芦荻花中一点灯"（白居易《浦中夜泊》）“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在这些含蕴无穷、耐人寻味的景致中，包孕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因而，大大深化了唐代山水诗的美学内涵。其二，禅宗主张心净土净，超世绝俗的境界，认为“法身遍一切境”，要求僧侣、佛徒都从万物色相、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等自然现象的关照中，悟解禅理，体悟内心的宁静的理趣，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与玄学的旨趣相通了，有助于人们培养观赏、体察自然美的习惯和能力。
清人黄宗羲说过：“……诗为至清之物，僧中之诗，人境俱奇；能得其至清者，故可与言诗，多在僧也。”唐代隐士、诗僧尤好写山水诗，仅从现存寒山、拾得、贯休的诗中，就可以找到不少吟咏山水的篇什。可见，山水诗同以天地为棺椁的老庄思想，同构建于崇山峻岭、幽谷雅境的寺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高人雅士最有缘分。这是思想信仰比较自由给山水诗创作带来的新气象。
第四，得益于唐代文化的全面繁荣
唐朝的文化进入全面繁荣的阶段，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各呈异彩。艺术形式尽管不同，却能彼此渗透，相互滋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中，对提高山水诗表现技巧，有直接促进作用的，是山水画的盛行。唐代画风大变，即从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古典画派的讲究笔画精工，着色浓丽的典雅山水画，一变而为王维为代表的注重写意、求其神似的萧疏淡远的水墨山水画。首创于南派的水墨山水，对南宗画派的发展，影响很大，成为中国山水画坛的主流。王维既是画师，又是诗人，当然会将画画的经验用于山水诗的创作中，诗情画意水乳交融，受到"画绝古今"的赞誉。王维的山水诗与山水画，确实是一种最美妙的艺术结合。此外，把音乐的乐感，融于诗中，也能促进山水诗更好的表现自然的天籁。唐诗中有不少捕捉自然音响的动人诗句，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王维《送梓州李使君》），“铙吹发西江，秋空多清响”（王维《送宇文太守赴宣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这些扣人心弦的音响出现在山水描写中，的确为山水诗增添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