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为结束语，说明党的中心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民族“幸福美好的未来”去努力。那么，什么是“幸福美好”、用什么衡量“幸福美好”呢？世人普遍认为，国家和民族“幸福美好”与否，必须由人民去感受，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因此，执政者必须致力于研究如何提升国民幸福感，必须将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行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幸福感研究的发展走向

从幸福感研究的历史沿革来看，有关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大体经历了调查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构建、测量技术发展和社会指标应用四个阶段。关于社会指标应用，心理学家迪纳指出，“关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是幸福研究最终目标所在。社会指标系统应包括经济指标、生活质量指标和幸福感指标，幸福感应成为社会目标实现程度的‘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是否良性运转的‘预警器’”。

从幸福感研究的总体框架来看，现代心理学研究把幸福感分为源自哲学上的快乐的主观幸福感、体现人的完美潜力的心里幸福感和注重人的社会生活的社会幸福感三种形式。在这三种形式中，社会幸福感更加注重人应对社会挑战的能力，心理学家克耶斯把社会幸福感分为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和社会和谐五个维度。

从幸福感研究的社会应用来看，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在他看来，满足感即幸福感。从前，人们把财富的提升当做衡量幸福感的尺度，在短缺时代，物质的丰裕度与人的满足度呈正向关系。后来，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表明，当个人收入较低时，财富与幸福感的关联非常密切，而当个人财富达到相当数量时，财富与幸福感的关联度就会减弱。因此，现代衡量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已从经济因素转移到非经济因素。人们把幸福感的高低、大小，在微观心理学幸福指数、中观社会学幸福指数、宏观国民幸福指数这三个社会应用层次中，制定了具体的量化测量指标。其中，生态环境、社会文明、社会健康、社会福利和生产总值等内容，是衡量国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这里生态环境与经济和社会等其他因素同等重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经验

保罗·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说“GDP能给你一幅关于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画。”而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却认为“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因为在GDP统计中，并不包含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比较，即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市场经济中引起其他个人或群体痛苦且未被市场定价的行动）。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GDP固然重要，但他只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工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GDP非但不能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反而会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庞大的GDP未必是人类的终极追求，我们要追求的应是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绿色GDP。

2006年，在英国“新经济基金”与“地球之友”发布的《幸福星球指数》报告中，全球最幸福的国家是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名不见经传的瓦努阿图当选世界之最的原因，是《星球幸福指数》评比将生态环境作为重要因子。这次评选既不是完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与财富的多寡，也不是完全衡量社会福利和人均收入的高低，而是主要看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是否合理，资源消费与实际创造价值的比例是否科学，是否消费了最少的资源让人民过上最幸福的生活。瓦努阿图以68.2的指数当选全球最幸福国家的依据，是他们对地球生态的破坏几乎为零。瓦努阿图不是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人民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但对生活的满意度却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在瓦努阿图无需过多耗费资源，即可获得长久幸福已成事实。

与瓦努阿图同时获得殊荣的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不丹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民幸福”为治国理念的国家，也是亚洲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不丹推出的“国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包括生态多样性与恢复力等九大类72项，而GDP只占其中的1/72。可以说，在不丹人的心目中，人文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国王最关心的不是GDP指数而是国民幸福指数。在生态保护方面，不丹将20%以上的国土划为10个自然生态保护区，在首都廷布，遇见黑熊、野猪、黑豹都不算稀奇事。为了保护喜马拉雅山系的珍贵鱼种，不丹禁止在山中的溪水里捕鱼、钓鱼。不丹还是全球唯一绿地持续增长的国家，在不丹每伐一棵树，必须补栽两颗新树予以补偿，不丹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2%。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的健康，不丹全国禁烟、还禁止使用塑料。为了保证生态平衡，不丹每年只允许6000——7500人入境旅游。无论是哪个行业，每上马一个新项目，必须视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而定。早在2005年，不丹就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提升沈阳人幸福感的路径取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升沈阳人幸福感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则是沈阳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沈阳是国内较早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工业化的到来既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使生态环境退化的速度倍增。工业化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相辅相承，工业化加快了人口和劳动力的集中，也对城市污染和环境退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工业化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但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也加剧了土地、空气、河流等自然资源的污染；工业化的急速发展，更加剧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加重了自然灾害对人类侵袭的频率。据统计，2012年，沈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消耗原煤2395.57万吨、原油138.87万吨、天然气16915万立方米，分别是2006年的1.5倍、2.2倍和2.91倍。城市工业废水排放7704.65万吨、工业废气排放1948.69亿标立方米，产生工业固体废物703.75万吨，分别是2006年的1.01倍、1.75倍和1.15倍。可以看出，大量的能源消耗，一方面拉动了GDP增长，另一方面也为生态环境治理加重了负担。因此，在迈向小康社会的今天，摸清沈阳的资源、环境现状，立足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均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对沈阳的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对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总体要求至关重要。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除借鉴相关国家的有益经验，还必须有沈阳自己的发展思路。首先，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以三次产业的资源消费为主线，研究不同产业、行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力及因此而产生的资源消费的关系。在立足改革、持续发展、优化升级的基础上，确定沈阳应在那些产业、行业进行调整，使沈阳的三次产业比例更加合理，行业布局更加科学，并达到资源节约型城市建设的目的。其次，以人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为另一条主线，在深入研究人口发展对环境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沈阳人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还要打破以往“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体主义”思维，建立“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思想，从人类是“生命共同体”成员的角度出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城市。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城市，必须有得当的保障措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生态治理“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和“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及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理想条件下自由市场的交易能够最优解决所有存在的利益冲突问题，包括市场外部效应问题，如污染等”的论述，建立沈阳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制度，还要建立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及生态管理等综合性制度体系，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建设中，解决各种利益矛盾的有效手段。而刚刚落户沈阳市铁西区的“辽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交易平台”，则完全符合《决定》关于“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的要求。这既是沈阳市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又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有益尝试，还是实现“十二五”规划关于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