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酬世锦囊》与“民间日用礼书”

为了更加准确地讨论此书的性质，现将上海炼石斋书局1900年六册小字版的目录列表如下：

        根据笔者所藏另一种出版年代不详的版本，第三集《应酬宝要》分为二卷，其分类与之略有不同。卷一上栏包括敦请碎锦、具名类语、仪状碎锦、馈贻短札、宾筵酒令；下栏包括冠礼贴式、婚礼贴式、丧礼贴式、祭礼贴式、延宾贴式、馈贻贴式、序坐图、晋接常仪。卷二上栏包括物类别名、分关成规、契约成规、镶银会约、呈词定式、禁约定式、甘伏定式、出入钱粮票、雇船票定式；下栏包括交接称呼、接见常仪、延师关贴、应酬佳话、律例精言。第四集名为《楹联新编》，也分上下栏。卷一上层为匾额骈言、别号、联额别裁；下层为新春、幽居、林下、隐逸、书室、农家、祠宇、庙宇等类。卷二上层为图章丽句；下层为寿诞、科甲、生子、入泮、乡饮、青楼等类。

        综观《酬世锦囊》的分类目录，大致包括家礼、帖式、契约、尺牍、对联、称谓等几类。这几类文字，在宋元以来的民间日用类书中，并非没有。例如，宋代祝穆《事文类聚》和元代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就有诸式、活套、冠礼、婚礼、庆诞、庆寿、丧礼、祭礼等。在元代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有书简、活套、馈送请召式、家书通式、家法、家礼。在明代赤心子《新镌赤心子汇编四民利观翰府锦囊》中，有书启摘用、冠礼、婚礼、文公家礼丧服图、庆贺启札、祝谢词笺、干求书启、先儒文翰、文翰拔尤、明览副帖、云翰一助、师儒交际、静裹谩书等，多为格式活套。在明代黄志清辑《新镌历世诸大名家往来翰墨分类纂注品粹》中，有君臣谕启、列国辞命、卿士游谈、宦途、将职、除受、议政、酬谢、庆贺、馈送、谢馈送、求索、辞却、请召、期约、邀请、关节、求荐、荐举、浼托、劝谕、慰安、吊慰、家庭、与友、褒揄、问候、通问、怀仰、承访失欵、久别未通问、初识瞻仰、拜访不遇、久别得书、赠别、恨别、论文、论学、求文、答求文、志隐、隐乐、论物、激励、诘责、仙家、僧家、道家、四六体。明代徐心鲁编《新锓增补万锦书言故事大全》中，有锦笺精裁、翰墨书柬、明公宝札、应酬启语、宝翰菁华、仕官粹言、锦囊佳句、交际、吉事、凶事诸门类。

        至于家礼之类，在明代日用类书中更是常见，如明不著撰者的《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中，便有冠婚丧祭之门；余象斗编《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也有四礼门和各类活套；明代徐会瀛编《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中，有启札、婚娶、丧祭等类；明代邓志谟撰《锲旁注事类捷録》中，有吉事凶事类。明代徐启龙编《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中，也有四礼、柬札类。以上书例不胜枚举。

        关于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的研究，自酒井忠夫、仁井田陞、坂出祥伸、小川洋一等学者以来，早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王尔敏、吴蕙芳、王振忠、王正华等学者均有丰富的成果问世[1]。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酬世锦囊》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学者们也有所注意。例如，在王尔敏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中，专立有“日常礼仪规矩”和“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二章[2]。吴蕙芳也从民间日用类书的诸多内容中提炼出“社交活动”一类，它包括日常礼仪规范（童训教养、四礼规范、劝谕）、人际交往与应世规矩（柬帖运用、关禁契约、呈结诉讼）两类[3]。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把它称为“实用指南”类，包括礼仪指南、医药指和占卜指南，她又称之为“礼仪大全”[4]。

        究竟如何理解《酬世锦囊》的性质？这是对其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不能不有所辨析。我们认为，可以称之为“民间日用礼书”。

        首先，《酬世锦囊》的编纂体例大不同于前。此前的《万事不求人》、《万宝全书》、《人家日用》《五车拔锦》《万用正宗》之类，都是大而全的百科全书，也就是所谓“综合型日用类书”，其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人事，古往今来，无所不包。而《酬世锦囊》则专以人事应酬为旨归，不涉及天文、地舆、笑谈、风月、养生、识字之类。《酬世锦囊》的某些内容，或许可从此前的明代日用类书中找到源头，例如《书启合编》或许与明代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新镌赤心子汇编四民利观翰府锦囊》《新镌历世诸大名家往来翰墨分类纂注品粹》等类书不无渊源关系，但是将书启、家礼、应酬、对联四类合编为一书的做法，在乾隆年间之前的日用类书中似未曾见。其独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酬世锦囊》的适用对象，与明清其他日用类书大有不同，似乎指向固定的阅读人群。正如王尔敏所说：

        《酬世锦囊》出于深入世俗的科名小儒之手。其应用领域亦限于市井中知书文士，特以散布各地的蒙塾教师、府县书吏、店肆账房为其参考阶层，并非平民大众所能使用，所原参考。因是与《时宪通书》、《万宝全书》有重大区别。虽可确认为庶民应用之书，而其功用，仅止在于应酬人事，故有相当确定局限。[5]

        换言之，《酬世锦囊》的使用者并非白丁，他们显然略具文化知识，能够在民间社会缮写书启，主持礼仪，进行人际交接，课童授业，甚至涉及律例。那么，这是些什么人呢？可能以各地广泛存在的“礼生”为多。近年来学术界对明清礼生的关注越来越多，李丰楙、王振忠、刘永华等学者都有论述[6]。一般的民间礼生大都拥有一册礼仪文本（所谓“祭文本”），以便主持各类礼仪，此外还要通晓各类称谓[7]、启札、契约，有的礼生还兼课私塾、兼通佛道，可以说是乡间知识分子的集合体。《酬世锦囊》的知识结构与他们的营生诉求正相吻合。刘永华注意到，四堡地区礼生的常用祭文，有些来自明末陆培所编百科全书《云锦书笺》，有些来自江浩然、江健资编《汇纂家礼帖式集要》[8]，虽然目前还没与《酬世锦囊》所载内容进行对照研究，但是不难看出，各类帖式正是《酬世锦囊》的精华所在，《汇纂家礼帖式集要》成书于1810年左右，远后于《酬世锦囊》。刘永华还发现，四堡地区有些祭文本的祭文与光绪五年（1879年）刻本《长汀县志》所载的内容完全相同[9]，如果进一步深究，该《长汀县志》的祭文格式又来自何处呢？不能否认地方志从《酬世锦囊》之类礼仪文本承袭而来的可能。王振忠否认《万宝全书》等百科全书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礼生[10]，这当然正确，因为一般庶民大众都可以在综合型日用类书中找到自己的用途。然而，像《酬世锦囊》这样专门的礼类文本，并非一般民众所能使用，尺牍、帖式、对联、丽句、各种礼文（如祭、挽、祝、传、贺等）等内容，无疑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积累才能掌握，此书才有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此意义而言，《酬世锦囊》最合适的阅读对象大概就是礼生了。

        再次，《酬世锦囊》的编纂，正反映了综合型民间日用类书的变化趋势，是日用礼书从综合型民间日用类书中“分离”出来的表现。众所周知，随着时代的演进，明清综合型日用类书是沿着“实用与通俗”、“普及而广泛”、“日渐简化、固定化乃至制式化”的趋势而发展的[11]。吴蕙芳分析了明清时期综合型日用类书《万宝全书》的类目变化，其结论是：

        大致而言，自明代至清代前期版本中，主要减少的是社会生活方面内容，包括童训教养、四礼规范，及部分关禁契约、呈结诉讼，精神生活方面则是部分文字游戏及风月娱乐，还有物质生活方面的养生部分等门类；至于清代前期至清代后期版本中，则将社会生活方面的关禁契约、呈结诉讼，精神生活方面的琴学、技法及文字游戏，物质生活方面的养生、医学及玄理术数部分等门类大量删除。[12]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在综合型日用类书中会删除（或脱落）童训教养、四礼规范，以及部分关禁契约、呈结诉讼等内容？难道清代社会对这些知识的需求减弱了吗？

        显然并非如此。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印证了民间日用类书在清代趋于“专门化”的倾向。王振忠曾指出：“在综合性日用类书一再刊行的同时，一方面，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包括商业、卜筮等方面的）仍然是层出不穷，这使得民间的日用常识更加专门化，也就是说——原本见诸综合性民间日用类书中的丰富内容其实并未流失，而是趋于更为专门化。”[13]就礼类文本而言，自从《酬世锦囊》出现之后，以“酬世”“应酬”为名的类书大量出现，例如《酬世锦囊续编》[14]、《酬世合璧》、《酬世精华》[15]，以及《酬世便览》《酬世汇编》《酬世续编》《仕商应酬便览》《乡党应酬》《实用应酬》《通用应酬》《酬世大全》，等等，它们把综合型日用类书中的人际交往应世规范（柬帖运用、关禁契约、呈结诉讼）和日常礼仪规范（童训教养、四礼规范）等内容，都从综合型日用类书中“分离”出来，针对专门的受众而单行于世。这种现象，与清代医药类、占卜类、风水类等专科型日用类书单独流行的趋势，可能具有同步的历史节奏。正因为它们分别针对固定的阅读人群，所以也不失商业市场，屡印不衰。

        就以上意义而言，我们将《酬世锦囊》视为“民间日用礼书”的开端，庶几可通。

注释:

[1]相关学术前史，参见：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96年版；岳麓书社2002年版）、《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版）；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集刊》第41本，2003年，收入蒲慕州主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第52－91页。

[3] 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五章，第209－256页。

[4]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第十一章，第287－332页。

[5] 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第280页。

[6]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的礼生与仪式》，《传统中国研究》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又以《礼生与仪式：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的文化资源》为题收入氏著《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第138－181页。刘永华：《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的初步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2期。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刘永华：《闽西四保地区所见五种祭文本》，《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3期，2003年10月。李丰楙：《朱子家礼与闽台家礼》，收入杨儒宾主编《朱子家学的开展：东亚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版。李丰楙：《礼生与道士：台湾民间社会中礼仪实践的两个面向》，收入王秋桂、庄英章、陈中民主编《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2001年版。李丰楙：《礼生、道士和法师与宗族长老：一个金门宗祠奠安的图像》（《金门历史、文化与生态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施合郑基金会2004年版。

[7] 例如，刘永华揭示的四堡某礼生便抄录了近三千种用于不同场合的称呼用语。《亦礼亦俗》，第63页。

[8] 《亦礼亦俗》，第76页。

[9] 《亦礼亦俗》，第74－75页。

[10] 《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第172－173页。

[11] 吴蕙芳：《“日用”与“类书”的结合——从〈事林广记〉到〈万事不求人〉》，《辅仁历史学报》，第十六期2005年7月。收入氏著《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湾学生书书局2007年版，第1－54页。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为例》，《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第108页。

[12]《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66页。

[13]《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第108页。吴蕙芳则指出，“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早于综合性民间日用类书出现前即已产生，如唐代坊刻已普遍刊印历书、阴阳、卜筮、占梦、相宅等术数书，宋元时则增印许多医书、农书等实用书；事实上，晚明以来《万宝全书》系列的综合性民间日用类书即是收录流通当时的各式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而成，而当各式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始终刊行不断时，《万宝全书》系列的综合性民间日用类书却是自晚明至清代后期在内容上呈现从丰富、多样化到简化、制式化的变化趋势，其意义恐非代表清代后期‘日用知识的专门化’而已。”《明清以来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注80，第37－38页。

[14]此书出版时间有待考证，据云署有“鄞江梧岗氏订”、“同学校阅”，官桂铨推测“梧岗氏”编者当为邹圣脉，邹圣脉的卒年绝对早于1771年，其《续编》要早于其子（邹可庭）、孙（邹景扬）所编《酬世锦囊》本身，似不可信，或许出于托伪。见官桂铨：《谈谈四堡版本的鉴定》，《首届海丝客家四堡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连城2015年11月版，第142－146页。

[15]《酬世合璧》署眉山苏湖二州氏辑，上有乾隆庚戌年（五十五年，即1790）陈超群序一篇。《酬世精华》四卷，署雾亭邹廷忠（汝达）辑，上有嘉庆七年（1802）、嘉庆二十五年（1820）自序三篇。谢江飞：《四堡遗珍》，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