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天骥先生冥诞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各位专家，各位远道而来的同道，上午好！
    非常高兴，受邀出席江先生冥诞百周年的纪念会，并代表哲学学院的领导班子在会议上致辞。

    予生也晚，来哲学领域学习的时间更晚，未能亲炙于江先生，故尔对于江先生的学术、教学风格都不甚熟悉。但从学兄、同道及其他师友之处，还是间接地了解到江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及其教学的一些突出的风格，特别是在编辑《珞珈哲学读本》的过程中，对江先生的五篇代表作论文还是认真地拜读过多遍，非常认同江先生为文化相对主义所作的辩护：相对主义是驳不倒的，只能给予一定的约束。

    在与江先生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过程中，有两件事情在今天的会上值得提及一下。一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某一个夏天的上午，我在今天的马院门前的路上见江先生拄着一根拐杖，颤巍巍地向哲学学院走去，我问他去做什么，他说是查资料。这令我非常感动。当时哲学学院还在人文馆五楼。后来资料室的戴定芳老师还告诉我，江先生大热天来资料室查资料，就坐在地上。这种对于学术的执着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都应该是一个榜样。

    第二件事是我与邓晓芒、郭齐勇教授合作主编《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第四辑时，向江先生约了一篇稿子。江先生非常认真地赐给我们一篇大作——《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当代西方哲学的新方向》。也因为编辑这篇文章之故，我与江先生多了几次交往。后来江先生病重期间，当时院长郭齐勇教授带着学院班子一行到江先生家去看望，此时江先生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但提到我的名字时，他竟然还记得我是谁，这让我很感到意外，也深深地感动。

    由于学科与专业的限制，江先生的许多著作我都没有来得及去阅读、学习，有些著作如《归纳逻辑导论》一书，读起来也比较吃力。但对于江先生学术堂庑的深广，从师友的闲聊及一些较准确的介绍性文字中，还是略知一二。晚年的江先生特别反感别人将他看作是专做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的。事实上也不是这样，江先生早年对德国古典哲学就有研究，晚年对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有研究，并不只是局限于英美分析哲学、当代科学哲学的领域。可以这样讲，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仅就研究外国哲学的专家而言，像江先生这样对西方现、当代哲学及各种思潮有全面的了解、深入的研究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武汉大学哲学院因为曾经有过江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而骄傲，当代中国哲学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学者而骄傲。以我个人之见，将江先生看作是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块界碑，一个路标，当不为过。

    一块界碑，标明的是一个历程的结束；一个路标，显示出的是一种方向的指引。江先生不仅在生理年龄上是跨时代、跨世纪的，在学术精神、学术成就方面更是跨时代的、跨世纪的。在其冥诞百周年之际，我们学院同仁纪念江先生，正是通过对“界碑”的礼敬，在前辈学者开拓出的新领域里继续前行；通过对“路标”的研究，探索我们前行的方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江先生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江先生学术遗产、精神遗产对于我们哲学学院同仁，乃至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界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仁的意义之所在。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闻一多国学大讲坛在一个多月前就安排了我今天上午的《老子》课程，我不能全程参加这次纪念会，丧失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我希望会后有机会拜读到各位同道研究江先生学术与思想的论文，或有关的纪念文章，让我对本学院前辈大学者的思想、人生有一个更真切的了解。

    预祝今天的纪念会议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吴根友

2015-5-15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