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朋友圈里小米说自己“社恐”，我“啊”了一声。女友小米在重庆有一家叫“米牧”的服装品牌店，设计、裁剪、制作、销售一条龙，重庆女友经常在她那个小小的缝纫店里，搞一些读书、观影之类的活动。小米像一朵羞答答的太阳花，不动声色地忙这忙那，笑意写在脸上。

如果连小米都是“社恐”，那我也算吧。为了寻找证据，突然想起最近闺蜜两次请我去看他们系统投拍的杂技剧，那次还说看完剧要跟主创人员一起吃饭，还有一位河南老乡，而两次我都一口拒绝了。

我是不是“社恐”？也许是。因为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呆着，或者独自玩耍。只要放下工作，眼里所见、耳边所听都可以是我的玩物。这些年尤其不喜欢大聚会，即使朋友间的小聚，如果没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也懒得参加。

年轻时特别爱凑热闹，很羡慕那些在任何场合都能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人，如今他们有个名字叫“社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自我悦纳的深入，如今已不再叶公好龙。“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黄永玉老先生的这句话，是我目前的心态与状态。

反思那些年：“社交”是万金油，“人脉”是行走的名片

记得那年老公的大哥生病住院，我们去探望，肝癌晚期的他拖着瘦弱的身体，指着我正上大学的儿子说：“你不爱说话不行，男人要在社会上闯荡，要会社交……”我心里“呵呵”。大哥正是每天跟那帮江湖兄弟胡吃海塞，酗酒把身体搞垮了。记得有年春节我们回老家，只到家时匆匆一见，后面几天他都在应酬。说是为了工作，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我有个女友，儿子海外留学背景，在北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孩子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出租屋里刷刷剧、玩玩游戏，很少交朋友和社交。女友就总说儿子不阳光、不正常，怀疑有抑郁症。

有一次她带着儿子来我们家，我一看，在她嘴里有抑郁倾向的儿子，高大帅气阳光，谈吐也很好。我说这哪里有病啊？简直太健康了。女友对我的判断深表怀疑，她说：“你是外行，要让刘大夫看看。”刘大夫是我先生，精神科医生。那天，女友说再给儿子两年时间，如果还是这样颓废，就回老家去。

其实，女友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问题。认为孩子如果不善交际，就在社会上迈不开步。这和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人情社会”的后遗症。彼时，熟人是一种资源，没有人脉则寸步难行，不会社交等于无能。可是，如今早已进入智能化、云社交的时代。

实话说，有段时间我也说过儿子“沟通”有问题，他则义正辞严反驳我道：“我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在网上给人讲课，头头是道，找工作也是一路顺畅，这才想到：也许是自己落伍了。

我步入社会时，正值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社交”是万金油、“人脉”是行走的名片。所以我年轻时一度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最大弱项是不会搞关系。

其实，反思那些年，正是自己不会搞关系，所以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自己喜欢的事情。而随着自己日渐成熟，蓦然回首你发现：那些小伎俩终将成不了大气候。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

显然，如今社交已不是孩子们的必修课，升级版本的“社交”是反求诸己——做更好的自己。执于一而万事毕。

一面是“社恐”泛滥，一面是“搭子社交”流行

今年春节假期，我们一家三口去南京，老公的大学同学在朋友圈发现他的行踪，非要请吃饭，我儿子坚决不去。其实，我打心眼里也不想去，但是碍于情面还是去了。坐在豪华餐桌前，望着将近20来号陌生面孔，我就后悔了。

我倒是很为孩子们高兴，他们在“做自己”这件事上更清醒也更勇敢。我总觉得年轻人“社恐”与我们那些年过度强调社交与人脉的作用有关。

华东政法大学杜素娟教授认为，被泛化的“社恐”，其实是年轻人的一种防御与抵抗。大部分人可能只是内向、不合群，就把自己归类为“社恐”，这就成为一个现象，“社恐”被泛化使用了，它的外延被无限扩大了。

就像“躺平”是对“卷”的防御，“社恐”是对“过度社交”的抵抗。当“社交无力”和“社交疲惫”成为通病，年轻人最终都将外显为一个“社恐”的模样。

其实据我观察，儿子的社交圈少而精。有中学、大学、研究生的同学圈子，有踢球球友的圈子，有同事圈子，好像没有刻意去迎合某些圈子，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样子。

也许说圈子都落伍了，最流行的说法是“搭子”。“饭搭子”“旅游搭子”“考研搭子”“演唱会搭子”“游戏搭子”“运动搭子”“摄影搭子”……各式各样的“搭子”关系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在年轻群体中日渐流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交关系，主打“垂直领域”与“精准陪伴”。

如果说，消灭孤独是关于社交的最初愿景，那么找到同类、共同追梦则是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最高级形式。

其实，每个人性格不同，对于社交的需求、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那种“社交人脉”独行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愿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无论“独乐乐”还是“众乐乐”，俱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