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朋友圈：数一数被老苏刷过屏的人

典藏ARTCO2018-08-11 10:00

宋代士官文人交游之风盛行，作为“宋四家”之一的苏轼，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深厚的学养修为及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而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通过查阅苏轼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到他的朋友遍布社会各行各业。本文试梳理苏轼的交游圈，简述苏轼与他朋友的故事。

师徒之谊

苏轼自幼受母亲程氏教导，七岁时已会读书，十岁能写文。苏轼与其弟苏辙受张方平的推荐，赴京应举。嘉裕二年（1057），21岁的苏轼与苏辙同时考取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与梅尧臣。苏轼撰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文风与见解让两位主考官大为称赞，但欧阳修误认为此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苏轼得了第二名。古代科举讲究师生之谊，即考中进士之人必须拜主考官为师，因此苏轼顺理成章地成为欧阳修的门生。亦师亦友的欧阳修，多次在宋仁宗面前提携苏轼，并且极为称赞他的豪迈与创新，曾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行书《苏轼致季常尺牍》，局部，宋，27.6×45.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苏轼在文学上成就的显现，他也提携了不少人才，最出名的要数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学士。他曾言：“如黄庭 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可见，苏轼十分注重培养后辈，并相待如友。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卷，局部，宋，纸本，33×729.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师生间的调侃

苏轼闲来无事与黄庭坚讨论起书法。他点评黄庭坚的书法，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反唇相讥：“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说罢，师徒二人哈哈大笑。（[宋]曾敏行撰《独醒杂志》）

苏轼与黄庭坚师生二人，用诙谐的语句一针见血地点评出二人书法的特点，妙不可言。苏轼书法的特点的确是肥腴、扁平，曾有人挑剔他书“太肥”，讥为“墨猪”，他驳斥道“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同时也提出“余书如绵裹铁”，以对自己书法外柔内刚的特征作一说明。而黄庭坚为人倔强孤傲，因此他书法线条古拙直拗，长线短笔，形成自己独特的“辐射体”。有时看起来，的确像树上的蛇，高远微妙。

官场同僚

在北宋时期，由于党派之争，牺牲了许多政坛才子，而苏轼就是新党和旧党之争的牺牲者。后来他又经历著名的“乌台诗案”，也使一些友人和政治盟友因救他而受牵连，例如王巩被发配到西北苦寒之地；张方平、范镇等为营救入狱的苏轼，都被处罚铜20斤。当时与苏轼政见不合的王安石，因误用小人，在政坛上遭受两次罢相，后隐居于金陵（现南京），苏轼曾不计前嫌主动拜访他，在金陵停留数日，他们饮酒赋诗，游历金陵的名山河川，一笑泯恩仇。

莫逆之交

作为宋代文坛盟主的苏轼，亦交游于文人圈，文同（1018—1079，字与可）、王诜（1048—1104后，字晋卿）、米芾（1051—1107）、李公麟（1049—1106）等皆为圈内挚友，他们多爱赋诗、作画，陶醉在艺术氛围之中。文同与苏轼为表兄弟，二人皆爱竹，时常探讨画墨竹的方法，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即有追忆文同画竹之论。文同曾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而苏轼在《题文与可墨竹》一诗中亦有“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予最”的回应，足以说明文、苏二人友情之深切。

文同，《墨竹图》，宋，绢本，131.6×105.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另一位好友李公麟，为官初期便在安徽桐城的龙眠山购置一处庄园，并且效仿王维《辋川图》，绘制了《龙眠山庄图》，邀请苏轼、苏辙兄弟为此画作了图记与咏诗。苏轼也曾在题李公麟以杜甫诗意画《憩寂图》时，戏言道：“前世图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宋，日本私人收藏

苏轼与米芾、王诜在书画收藏上亦有共同爱好。据史料记载，苏轼曾将36件画轴交与王诜，请他帮忙装裱，物料与工钱王诜主动帮其支付；王诜也曾请苏轼为韩幹六轴《画马图》作题跋。而米芾在《画史》中亦有记载与苏轼、王诜间交换收藏画作、砚石的逸事。虽然都是琐碎的小事居多，但这种生活之趣，也体现出苏轼在与友人交往中的真性情。

王诜，《烟江叠嶂图》卷，宋，绢本，45.2×16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方外之人

苏轼每到一地都要走访名山古刹，与僧道参研佛学、道学，所以他还结交了不少佛道之人，如诗僧道潜（1043—1106，字参寥子）、惠勤、佛印和尚、维琳方丈、道士乔仝等。其中道潜与苏轼的交往最为密切，可称苏轼最知心的方外之友。佛印和尚则是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做官期间所结识的挚友，二人经常诗文往来，亦有许多逸事流传至今。而在苏轼晚年病重之时，维琳方丈常赶赴常州探视、陪伴，两人犹论今世来生，直至苏轼病逝。

两度出家的道潜

北宋由于党派之争，新党为打击苏轼，其友人也受到了牵连。道潜原法号为参寥子，绍圣三年（1096），苏轼改其名为“道潜”，就被新党头目吕惠卿的弟弟、浙东转运使吕温卿，以此为罪勒令道潜还俗，并给予“编管兖州”（今属山东）的处罚。因北宋僧尼的名额由朝廷掌控，即“度牒”制度，所以出家为僧并非易事，而勒令还俗，则是重罚。道潜本是方外之人，还受到通常只有官吏才能得到的“编管”的处分，可见敌对政党为打击苏轼之不择手段。苏轼闻讯后，极为内疚，曾委托在京任职的亲戚黄寔照应道潜。后经曾布（1036—1107）的帮助，道潜才得以再次出家。虽因与苏轼交往才遭受此罪，但道潜从未因此改变对苏轼的情谊。

文清宁

图本刊资料室

向苏东坡学什么

林语堂曾说：“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也有人曾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

年少时，总以为苏轼苏东坡不是一个人，后来，越了解他越发现，前半生，是苏轼；后半生，才是苏东坡。

苏轼

1057年，20岁的苏轼进京赶考。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参加考试的学生有苏轼、苏辙，还有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这一届科考，因此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当年考试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读完苏轼的考卷，赞叹不已。

但他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便将本应第一名的试卷定为了第二名。

哪知解封一看，作者竟是苏轼。得知真相之后，欧阳修为之一震，“把你旧日文章也找来我看看。”一看，欧阳修更是惊赞不已：“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出人头地”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就这样，一出场就惊艳了整个大宋，从此，苏轼的才气逐渐开始名扬天下。到杭州担任通判期间，不同于现在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地遍布盐碱地，饮水都是困难。他亲自带领众人在西湖边实地勘察，重新疏通“钱塘六井”，杭州百姓无不为苏通判叫好。

漫步在景色迷人的西湖之畔，品着西湖龙井，喝着甘甜的井水酿造的美酒，苏轼心情大好，诗兴大发，写下那首千古传诵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079年，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谁想到做湖州长官仅两个月，天降横祸。从朝廷命官一举跌落到御史台大牢，还受尽了侮辱，被严刑拷问，经常连夜提审，苦不堪言。

期间，苏轼写下两首绝命诗：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便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发以后，弟弟苏辙在兄入狱期间，连连上表皇帝，欲解除在身之官以赎兄罪。当时已退休在家的大臣张方平痛心不已，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儿子张恕连夜进京营救。甚至往日的政敌王安石，上书皇帝，为苏轼说情。

被关了一百三十多天后，苏轼释放出狱。死里逃生后，带着政坛和文坛泼的一身脏水，带着从高处摔落的理想，带着一大家子20多口人，苏轼来到黄州。

从此，黄州是苏轼生命的终点，黄州是苏东坡生命的起点。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苏轼便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方巾，穿上农人的芒鞋短褂。筑水坝，建鱼池，请教老农、喂养牲口…….自封“东坡居士”。并在城东半坡上的一片地，建了一座“东坡雪堂”，化身“东坡居士”。

来拜访的朋友更是络绎不绝，道士杨世昌、同乡巢谷、诗僧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开酒坊的潘丙、卖草药的郭遘……苏轼就这样在黄州过起神仙般的小日子：“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从此，前半生的苏轼，化茧成了苏东坡。

卢梭说，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锻炼，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

回归田园，在劳动后，心情会变得愉悦。

一天，苏轼与几个朋友相约出游，不料天降急雨，众人都纷纷跑着找地方躲雨，只有苏轼一人在雨中拄着竹棍淡定前行。过后，苏轼写下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流传千古的《定风波》就是这么来的。以至于后来离开黄州时，他的禅坐功夫已相当了得，“物我两忘，身心皆空”。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四句话就像宿命一样，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写照。

前半生，学苏轼，学习他的工作哲学，可得“欣然”；学习他的处世哲学，可得“超脱”；学习他的做事哲学，可得“负责”。

后半生，学苏东坡，学习他的生命哲学，可得“清欢”；学习他的生活哲学，可得“趣味”；学习他的艺术哲学，可得“境界”。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学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