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目前，由中国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发起的传统村落调查和保护行动已启动。

　　　　　　　失去故乡的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故乡：让我再看你一眼

　　　　　　　　　　　　胡杨

　　今年中秋、“十一”长假，我“最后一次”回老家“胡庄村”。

　　以前说起“胡庄村”三个字，总有些难以启齿，而如今却有一种深深的依恋。

　　之所以说是“最后一次”，是因为老家就要拆迁了、消失了。“胡庄村”300户、1000多人，将要搬到附近的33层高楼之上，过生活。

　　当老妈指着刚刚开始兴建的他们的新居，为我介绍的时候，我仰头在想：让祖祖辈辈“立地为本”的农民，搬到33层之高的楼上，他们会适应远离地气的城市生活吗？

　　我还在心里试问：难道城市化建设必须要以“农村的消失”为代价，而不是在保护现有农村生态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让农耕生态成为城市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过去10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

　　的确，我们能看到的是那些村庄、耕地的消失，却难以看到另一种消失：即那丰富的历史信息，以及我们与祖辈千丝万缕的精神链接的隔断与消失。

　　失去故乡的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记得那天跟老姑走在村里，遇上一个在自家门口张望的大妈，老姑立刻迎上前去说：“是媛婶吧？还记得当初娶你进门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闹洞房……”是啊，转眼当年的新媳妇已经变成如今的70老太，而14岁离开老家、跟着我父母进新疆的老姑，如今也是63岁的人了。

　　那天，“媛婶”拉着老姑的手，说：“凤芝啊，你再多看看咱老家吧，下次回来就没有了……”

　　那一刻，我潸然泪下。

　　

　　老家拆迁之事已经有时日了。这次回去，村里大多数人家的院墙上都有画着大大红圆圈的“拆”字。看着有些惊心动魄的凄凉。

　　从老家回北京的前一天，村里贴出告示，大概的意思是：某某日搬出的人家，奖励5000元，之后搬出的有3000元，超出这个时日的，没有奖金。

　　我回北京还没有一个星期，就听妹妹说父母已经搬到她以前的房子了。电话过去，一听就情绪不佳的老爸说：“听着咚咚咚的扒房子声音，我心脏病都犯了，搬出来算了……”

   老爸似乎不愿意多说，老妈接过电话说：“你不知道啊，村里现在都是老头儿、老太太的哭声……”

　　我再次潸然。

　　是啊，那些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老人家，他们没事时就三五成群地坐在村头儿或者自家院墙下，晒太阳，打牌、闲聊，他们也许不会为这辈子能住上33层高楼而欢呼。而是眼见着自家邻家历经沧桑变化的老宅子，顷刻间化为虚有而痛心疾首。

   那天，我跟老妈说：“你好好安慰老爸吧，他的‘老窝’没了，你想想，搁谁心里都不会好受！”

　　父母是1956年援边去新疆参加兵团建设的，他们在新疆工作了30年。1986年回到河南漯河老家。那时，父亲的老家“胡庄村”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村，而他有着根深蒂固的“落叶归根”的思想，所以一回来就去村里争取了宅基地，盖起了3间大瓦房。

　　那时的老妈一直想过城市生活，自然不回老家去住。这样1993年父母在漯河沙河老桥附近买了小六层里的两居室。

　　那时，每次回老家我都无比兴奋，因为家离沙河只有几步之遥。夜晚在沙河边游逛，感觉就是走在文学作品中“灯影里的秦淮河”。

　　好景不长。2008年河堤改造，父母家第一次遭遇拆迁。在经历一番“斗争”之后，母亲听从父亲的主张，搬回到老家“胡庄村”居住。

　　我安慰老妈说：“农村生活多好啊，接地气！”

　　转眼4年过去了，当母亲终于适应“农村生活的好”，再次被迫“回城”。

    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迈进，在107国道边上的老家“胡庄村”开始拆迁，高铁在村庄边上通过，“十一”前从郑州开往深圳的高铁已经正式通行。

   

   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之后，我无比向往农村的生活。每年春天我都会回老家，因为那时油菜花开。我常常骄傲地说：还用去婺源看油菜花吗？不用！就回老爸老妈家，而且坐在自家门前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记得有一年，油菜花开得特别娇艳。打开大铁门，满眼的油菜花黄扑面而来，那惊艳美景如今历历在目。

   今年清明节我照样回老家去看油菜花，但是这次却没看到油菜花的影子。问老妈，她说：因为要拆迁了，地里被人种上了密密麻麻的果树，因为拆迁的时候是按照树苗的棵数赔钱的。

　　为了“赔付”，村里人家的楼房一律都“长”到三层楼房那么高，就连院墙也“长高”了。父母家二楼的大平台，也竖起了高高的铁皮栅栏，挡住了远处的风光。我曾经站在那里，看前方蜿蜒的澧河水，地毯一样的农田……如今，整个村庄，一派“草木皆兵”的景象。

   那天，走在一脚高、一脚低的河边小路上，我突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弯弯曲曲的小路，它终将被平正宽阔的柏油马路所代替，而那路两旁自由生长的杂草野树们，也终将被整齐划一的树木、草地所代替。明年的春天，我跟老妈将再也不能在这里掐甜甜芽、苟树芽了……

   南拳妈妈的在歌曲《牡丹江》里这样唱到：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牡丹江弯了几个弯，鱼儿甭上船咱们不稀罕，捞月亮张网补星光，爷爷下酒喝一碗家乡……牡丹江弯了几个弯，虾米甭靠岸咱们没空装，捞月亮张网补星光，给姥姥熬汤喝一碗家乡……

此时此刻，想起每次回老家的时光都将成为永远，老家只能成为心理版图中的一个缩影，不禁再次潸然……

　　

                    夜色降临，再也找不到勺子星了。

　　　　　　　　　　　故乡：此情只待追忆时

　　　　　　　　　　　　　　白云

　　事隔多年，终于明白作家所写的高一脚浅一脚，并不是腿脚残疾。这源自他们小时候的农村生活，没有马路，下雨冲刷的千沟万壑再被车轱辘碾几下，干巴了就是高低不平，走上去就是上下起伏。

　　记忆里，村子的夜晚总是伴随着袅袅炊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淡淡的柴草味，一缕缕飞天。鸡叫、马叫，小孩子叫，赶回家的大牲口得意地晃着脖子下的铜铃铛，空气中一声声的马鞭响。

　　猪圈就在房前屋后，长得再难看，也能住上单间。它吃什么都很香，吃饱了倒头就睡，丝毫不介意，生来就是为了长膘，长膘就是为了被杀。马和牛住在院子里，即使整个夏天招来再多的苍蝇，也没人觉得它们多余，能力决定着家庭地位，这毋庸置疑。

　　村里的水坑，是透亮的，鸭子喜欢那儿，鹅也留恋，坑底能看到它们不小心丢下的蛋，一个猛子扎进去，就能捞起来。夏夜的水坑啊，挤满了解暑的人，小孩子被揪着耳朵丢进去，涮涮一天的汗碱，废旧的轮胎飘起来，混着水草和鱼。

　　雨后的水坑，水涨平了，有点月色就能泛起亮波。搬个板凳坐在坑边，黑漆漆的夜里听蛙叫，听虫鸣，还有好事儿的狗来点混音，乱了时差的知了，偶尔路过的脚步声，音乐会从不缺角色。

　　甜瓜被刺猬拱了，这厮也知道泛香味就是熟透了。抓把草擦擦，咔嚓就是一口。小杏、小桃，总还在青春期就被我们这一茬茬的毛孩子们扫荡了，走进去看不到人的庄稼地里，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孩子们疯跑，什么拐卖，什么打劫，完全不知道。

　　走街串户的麻油小贩，芝麻酱是一等一的好，打香油的小勺子个头不一，油成一线穿过细细的瓶子口，把香味弥漫到空气里。豆腐脑是卤水点过的，酥软的不成样子，大手在白布围裙上抹一抹，一勺就是一顿好饭。

　　金灿灿的麦子、黄闪闪的豆子，爆了荚，从地里一镰刀一镰刀的切下来，牛车慢吞吞运回麦场，它们肆意的摊在那里，大木叉翻一翻晾一晾，我真的想过，为什么我不是小音乐家杨科，听不到风吹过木叉的韵律，只想着这太阳为什么这么毒呢？

　　村西的张家轧豆油，豆子是全村人家种的。村东的马家轧面条，供的是全村人家吃的。大集上卖镰刀和钩梨，还有村民吃不完的瓜果蔬菜，那时候我总以为，世界就是村子那么大，这就是我的地球。

10年。

　　巨大轰鸣的摩托车在村子里乱窜，黄头发的半大小子每个都觉得自己是陈浩南，面无表情又眼神冷酷，音箱装在车屁股上，唱着歌冒着烟。

　　小学校还是大钟打点，孩子却越发少了。除了少数顶尖的学生，其余的初中没毕业就都进了附近工厂。山寨手机闪烁着七彩的灯，在青年裤袋里按照节奏轮流转换，劲爆的音乐喷薄而出，每个人就是一家流动的DJ店。

   早年的供销社，招牌的漆都掉了。小时候我那么想长得再高一些，就可以看到水泥柜台后头诱惑的兰花豆和水果糖。取而代之的是遍布村里的小卖店，大多卖康帅傅方便面和旺仔牛奶，没生产日期和厂家的火腿肠，打开不冒气的可乐。

水坑早就没了，原来的地方盖起来大瓦房，红砖红瓦，雕梁斗拱，村里没了雨后排水的沟渠，逢雨必淹。

　　麻将声从村东到村西，小孩子还在奶奶怀里就认识了筒、饼、万，饭后叼着烟四处溜达的人，都是在找局，连应声你的招呼都心不在焉。

　　养猪养牛真的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手扶拖拉机都得是纯粹的庄家人才会置办，大多数农家选择农忙的时候租赁高大的组合机器，轰隆隆几天，不管是玉米还是麦子，齐刷刷放倒喷出粮食，总之这不是变形金刚。

　　自留地这个玩意儿，本来就是种点瓜果蔬菜，解决厨房问题的地方，如今这个词都进了博物馆。买根葱要去赶集有点夸张，但是西红柿辣椒茄子黄瓜基本都需要专门的种植户来供给，已经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庄稼人不种菜，多少也有点怪。

　　村委会大门口的三公开，被雨水冲刷的粉笔字不清晰了，仔细看了下落款，2010年。竖在半空里的大喇叭还能发声，小时候每听到广播，就知道该吃中午饭了。如今除了方言讲讲天气预报，大喇叭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不用喇叭念名字，都是直接派 递到手里，偶尔喇叭通知计划生育检查，放首民族风，冷不丁还会吓一跳。

     村办工厂流出来的水，是彩色的，但凡流经的土壤，比核弹炸过还斩草除根。村外的河早就没了鱼，抓泥鳅这码事，只存在于我深深的脑海里。

   发小家的葡萄园，刚伸手要摘一串，她喊住我说，别动，这边喷了农药，最外侧那行是自家吃的，没药。我手伸在半空，为我之前吃的所有所有的水果，突然觉得肚子绞痛。

   夜色降临，再也找不到勺子星了。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

   

                                          王开岭

   

   故乡的沦陷

       在《城市的世界》里，作者安东尼?奥罗姆曾写道：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和刻不容缓，我深有体会。

   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灰飞烟灭即一夜之间。来不及探亲，来不及告别，来不及救出一件遗物。对一位孝子来说，不能送终的遗憾，会让他失声痛哭。

   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忿忿地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读过昆明诗人于坚一篇访谈，印象颇深。于坚是个热爱故乡的人，曾用很多美文描绘身边的风物。但10年后，他叹息：“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一种谎言。”

   远去的乡愁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

   就像北京的车站名，“公主坟”其实无坟，“九棵树”其实无树，“苹果园”其实无园，“隆福寺”其实无寺……

   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个空词、一记口水。

   疯狂的城市化

   越来越多的故乡遭遇折迁，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改造的命运。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有一回，我说广内大街有家馆子不错，那个在京开会的朋友摇摇头，甭去了，拆了。我说怎么会呢？上月我还去过啊。朋友笑道，昨天刚好从那儿过，整条街都拆了。我叹息，那可是条古意十足的老街啊。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何止城池，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且以更惊人的速度坠落。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乏自持力和防护性。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 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或下葬之前。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我后悔了。我去晚了。我不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