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选自《曾志回忆录》——

    那天早晨五点，我感到腹痛，开始出血，八点多医生让我上了产床，可是直到十二点仍没有动静，医生就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值班。快到一点了，腹内突然生出一股力量，逼得我不自觉地往下使劲，忍也忍不住，几下子小孩就蹦了出来，护士慌忙用手接没接住，“咚”一声，小孩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就是今天的陶斯亮。
    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

    从我住院到出院，陶铸很少来看我。忙，是主要原因，但来看看的时间还是有的。以前总以为我与他是天造地设最美满的一对。但住在医院，眼见其他人的丈夫每星期都来几次，每次来回都要步行几十里，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陶铸为什么不来呢？就连我大出血，医院通知了他，他也只来了不到一小时便走了。
　　多次盼望多次落空后，我便很失望了。什么最美满的一对，那只是我的一种美梦。我戳穿了自己的美梦，心情反倒平静些了。

　　孩子出生后十六天我便出院回家住了，其实回家也是我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住的是山上的窑洞，带着婴儿很不方便。厕所距窑洞一里远，也在山上，坡陡路窄，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去。厕所里又很不安全，粪坑丈把深，上面只有两块木板，一脚踩空，后果不堪设想。
　　小孩的事很多，换尿布、洗尿布、喂奶、喂水，麻烦得很，我终日都在忙，一天不能睡几个小时。陶铸对这些都不关心，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大帮忙。
    最让我生气的是星期天，他整天在李富春、陈云那里不回来，有时要到半夜才到家，其实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就是玩，摆龙门阵。
    我难过极了，感情降到了冰点以下。

    百般无奈，我便自问：难道你就不可以自己料理孩子吗？无所期待，也就无所失望。从此我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但有时言语中免不了会带些“骨头”。
　　孩子两个多月时，可能我讲了些讽刺他的话，他发了火，把茶壶都砸了，于是打了一大架，两个人都打得鼻青脸肿，弄得左邻右舍都来劝解。后来有的同志说笑：“曾志，你真厉害，那一架打得那么凶，你一滴眼泪没有，像是满不在乎！”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心如刀绞。

　　过了很久，我终于真正冷静下来了，也终于一点一点明白了：过去，陶铸之所以乐于同我朝夕相守，是因为他只能同我朝夕相守。因为那时搞地下工作，人际关系极其单一，还得谨言慎行，所以两人都有相依为命不可或缺的感觉。而延安是革命根据地，周围都是自己同志，有些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陶铸又是火一样炽热最讲情谊的人，来到这里，他好像久旱逢甘霖，又恰似鱼龙入大海。他才刚刚无所顾忌地打了几个滚儿，还没有尽兴呢，我又何必与他锱铢必较呢！
　　从此，我改变了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对他不再苛求，也不再祈望过多过高了，这样倒也心情愉快相安无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五六十年前的感情波折，则认识又进了一步。
    与那个时代中国大部分男人一样，延安的许多男同志也担心被人耻笑为“怕老婆”和“围着老婆转”。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大男子思想亦即男权或称夫权思想的残余。即便是坚定革命如陶铸者，有时也难以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