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密切接触者的责任感成长记
从抵触“隔离”到接受“观察”的24小时

　　“你好，吃了几天盒饭真的腻歪了，能不能给我煮点饺子吃？”5月16日，福生在宾馆房间里对着电话说道。
　　“好的，没问题。”接电话的是宾馆餐厅的工作人员。
　　“顺便再给我点辣椒酱吧。”
　　“先生，你们在这儿的活动量很少，容易上火，还是先不要吃太辣的东西了。”
　　10分钟后，在这家宾馆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的福生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
　　而一周前，他却让疾控人员经历了“一次最难的说服”。

■第一回合：要求独自驾车回京
　　先生，我们已经在你的门口等了一夜了。”
　　“好，我配合你们。”

　　5月16日，当《青年周末》记者通过电话与福生取得联系时，他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哈哈！”他讲述了4天前一次与疾控人员的“斗智斗勇”。
　　5月12日夜里10点多，从北京来济南出差的某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福生正在宾馆里看电视，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引起了他的注意，山东省报告一例甲型H1N1疑似病例吕某，吕某于5月11日乘D41次列车来济南……因为只看到后半段，所以福生不能确定吕某的车厢号和自己是否相同，在连续看了三遍滚动字幕之后，福生才确信，自己确实是疑似病例吕某的密切接触者，“当时就觉得挺瘆得慌的。”
　　福生当即与济南市疾控中心取得了联系，报告了自己的情况。放下电话之后，福生给自己的同事打了电话，让同事开车过来，然后自己开车回北京——他很明白这种流感的传染性，他既不希望自己危害别人，却也不希望自己太难熬——他希望能自己在家隔离。安排好一切之后，已经将近5月13日凌晨1点了。
　　早上6点左右，咚咚的敲门声把还在睡梦中的福生吵醒了，看到济南市疾控中心的几名医务人员站在面前，迷迷糊糊的福生显得有些不耐烦，对方一着急干脆说起了山东话，这让老家在南方的福生更听不明白了。由于担心这些医护人员可能已经接触过确诊患者，福生不肯让这些医护人员进他的房间，他打断了那些让他听不明白的山东话：“我昨天晚上就给你们打电话了，你们为什么昨天不来，今天一大早来？”
　　“先生，我们已经在你的门口等了一夜了。”当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平静地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福生一下子觉得不好意思了：“好吧，我配合你们的工作。”
　　测量体温，问询了相关情况之后，工作人员希望福生能就地进行医学观察，但福生却要求回京，“我保证中途不会接触任何人。”福生说。
　　11时30分左右，福生的两个同事开着两辆车来到济南，福生从消防通道走下来，当同事要接近福生的时候，福生赶忙伸出手示意他离自己远一点。
　　福生驱车返回北京，途经收费站的时候，他会小心翼翼地用纸巾夹着钱递给收费人员。一路上，福生也设想了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要么虚惊一场，要么真的感染了也会治愈的，毕竟已经有这么多治愈者，“最坏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第二回合：在家隔离还是集中观察？
　　我看您其实是一个很有公民意识的人……”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

　　与此同时，山东省疾控中心也将福生的情况通过传真告知了北京市疾控中心，按照属地管理原则，5月13日下午3点30分，北京市疾控中心又将这一情况通知了福生住所所在地崇文区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刘丽娜告诉记者，她第一时间拨通了福生的电话，此时他已经到达廊坊。
　　还没等刘丽娜把“隔离”两个字说出口，福生就表示“如果不同意自己居家隔离便不回北京”，刘丽娜见状便暂时答应“可以等你回家后继续讨论隔离方式的问题，不过我们得过去看看您。”
　　福生也希望医护人员能对他的身体进行一下检查，便答应下来了。刘丽娜继续在电话中向福生了解情况，时不时问问他的行车地点，提醒他“注意安全”。
　　到了交接班的时间，刘丽娜把福生的情况告诉了疾控所所长常志华，“这个人吃软不吃硬。”
　　但常志华并没有把刘丽娜的提醒放在心上，她把事情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前面几个被集中观察的人员都比较配合。
　　来到福生的楼下，社区居委会的人和公安人员已经在楼下等着了。保安说：“他没坐电梯。本来电梯里有人让他上去，但他还是自己走楼梯上去的。”
　　常志华在楼下给福生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收拾一些东西，然后跟他们去医学观察的地点。福生一愣，“不是说可以商量吗？”
　　“集中留医观察是规定，”在确定福生已经到家之后，常志华也向福生表明了疾控中心的态度。
　　常志华能够感觉到，福生是一个很诚恳的人，只是对医学观察还是存有担心，所以希望自我隔离，他保证在他居家期间不接触任何人。“但一个人在家里，产生的垃圾怎么办？也是有传染性的。而且你安全了，可是住在这小区里的其他人会觉得不安全，”常志华继续劝说，“我看您其实是一个很有公民意识的人……”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福生顿时有了一种“被骗回来”的感觉，愤怒的他挂掉了常志华的电话。任凭常志华再怎么打，他也没有接听。“不过他始终没有关机”，这让常志华也一直心存希望。
　　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居民不必要的恐慌，常志华等人一直站在一个较为隐蔽的拐角处。尽管如此，还是不断有人过来询问“我们这小区是不是有病人了？”随着晚高峰一分一秒地临近，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越来越多。“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公安人员说。
　　“我再试一试吧。”街道办事处的陈主任拿他的手机给福生打了电话，福生接听了。他先是把常志华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没有什么效果。
　　“你不要再考虑了，最终的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福生似乎仍然不为所动。
　　“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去留医观察，你不走，明天我们的工作可能就丢了，希望你能理解我们……需要留医观察的人不只你一个，但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要再这样浪费下去了。”直到听到这句话，福生才终于“开始理解楼下这群人抓狂的状态”了。
　　陈主任接着说：“我们的小区里前两天也有一个留医观察的，那边的情况我很了解，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房间，会有医护人员为你做健康监护，如果任何一个人有异常，会及时转移出宾馆并进行消毒，你绝对是安全的。”
　　“如果去的话，我需要带什么呢？”福生试着问了一句。一直站在陈主任旁边的常志华听到福生在电话里问了这句话，马上大声地告诉他：“那儿什么都有，你只需要带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你必备的生活用品就够了。”
　　“好吧，那你们给我半小时的时间，我收拾一下东西。”福生终于同意接受集中医学观察，不过他要求自己驾车前往隔离地点。
　　15分钟之后，常志华等人通过楼道里安装的监视器看到，福生拎着一个小行李箱下来了——沿着上楼时的路线。
　　已经在楼下站了三个小时的常志华看到一个戴着口罩的人走出楼门，便冲他挥了挥手，她把一个N95口罩放到福生的车上，告诉他：“这个更安全。”福生便戴了两层口罩。
　　看到120和两辆公安的车，福生当时“腿就有点软，有点晕血的感觉。”倒是离开小区时，熟悉他的保安对他的憨憨一笑，让福生紧张的心情得到了些许放松。

　　一路上，120的车在最前面，福生的车跟在后面，两辆警车也还是一路护驾。
　　到达目的地已经是19时30分，警车没有停留便径直离开了。而在这个时候，让福生入住隔离点的交接手续又意外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只能把车停在外面等待。这让常志华和司机心里又是一惊，“这个时候他要是跑了，我们可抓不住他。”120的司机警觉地让福生的车停在一个靠里的位置，自己的车把在外面。
　　不过此时的福生已经没有“逃跑”的念头了。回忆起当时那略感漫长的几十分钟，常志华“非常感动”，“他就那么一直在车里等着。”
　　手续一办妥，没等常志华的车开进去，福生就自己把车开了进去，然后拎着包，冲常志华摆摆手打了个招呼，非常痛快地进去了。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加上厚厚的口罩，常志华没有看到福生的眼神和表情，她只是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第三回合：一条编写完却未发出的短信
　　您承担着非常重大的使命，不管什么情况我都能理解，也愿意配合，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您的。”

　　“这是在此次进行甲流隔离过程中，最困难的一次隔离。”坐在记者对面的常志华感叹道。尽管如此，常志华还是被福生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感所打动。在回来的路上，她给福生发了一条短信：“我是崇文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你的配合。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可以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
　　过了一会，常志华收到了福生的回复，只有一个字——“嗯”。常志华也不清楚这个“嗯”字背后隐藏着福生什么样的心情。“是气愤吗？我不知道。但是他从始至终没有打开车窗，哪怕他一直戴着那个N95的口罩，他在有意识地避免和别人有任何可能的接触。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常志华的语速一下子慢了下来。
　　其实福生当时本来已经编好一条短信，内容是：“您承担着非常重大的使命，不管什么情况我都能理解，也愿意配合，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您的。”不巧的是，就在他准备按下发送键时，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结果“那条短信就莫名其妙地搞丢了”，已经疲惫了一天的福生便没有重新编写，只回了一个“嗯”。
　　“常大夫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别人的认同。”福生心里很明白。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采访时，福生还叮嘱记者一定要把他原来那条短信的内容转达给常志华。
　　而常志华也不只一次向记者表示，福生非常了解相关的医学常识，他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与别人接触。或许，“更重要的不是这些知识，而是这份责任感。”
　　5月18日，福生正式解除医学观察。“还是希望其他密切接触者能够主动接受医学观察，毕竟大家的自律性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确实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一群工作人员的责任感
铜头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

　　在北京18个区县，有数以千计的疾控人员和常志华有着类似的经历，只不过，表现方式各有不同。他们调侃自己，是“铜头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铜头，用来碰壁，铁嘴，用来说服人，橡皮肚，意思是别人生气自己也不能生气，飞毛腿，意思是随时会被支到任何地方去。
　　截至5月19日，美国已经报告5123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和疑似病例，在日本，这一数字是163例，而中国大陆，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我们的责任就是尽量早地给自己加负担，我们前期做得越多，大家越安全。”一名北京疾控人员对记者说。

■指挥室：差点用“人肉搜索”来寻找同机者
　　王瑜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脚不沾地地忙碌着，平均每隔两分钟他就要接一个电话，经常会三个电话一起接。这个原本只在成龙的电影里看到的场面，如今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身上。
　　王瑜是北京市疾控中心防治甲型H1N1流感指挥协调组办公室的负责人。5月15日，记者见到他时，虽然着装利利索索，但他的脸上却带着掩不去的倦容。
　　电话、传真、邮件、文件……这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就是北京市防治甲型H1N1流感的信息枢纽。
　　从5月10日，四川发现中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那天起，这间办公室就开始着手一件繁重而困难的工程——寻找和确诊病例密切接触的所有在京人员。由于四川那名患者在5月9日从东京飞抵北京，航班上他的前三排、后三排的乘客就成了首先确定的一批“密切接触者”，在王瑜和他的同事们口中，这类人员被称为“密接”，“密接”和“疑似”、“确诊”的人一样，必须接受“医学观察”。
　　上级在确诊当天就给他们传来了一份航班乘客的资料。王瑜和同事们的任务是，根据资料上的北京居住地，分配给相应的区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开展下一步工作。
　　“这些资料不是电子版的，都是手写，扫描，然后传真给我们的。丢点字，甚至某一项就是空白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只能根据一些信息来猜测全部的信息，上网搜，找其他部门协助，就差没有人肉搜索了。”王瑜说。
　　5月10日那天，这个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都一夜没睡。
　　“我们提供的信息越准确，区县的同事们就能越快找到密切接触者。上级并没有给我们提出什么最后时限，但我们尽量保证每个‘密接’能在一小时内准确定位。”王瑜说。

■流调队员：11小时连续工作只有4次短暂休息
　　流调，指的是“流行病学调查”，在疾控人员的描述中，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因为很类似公安机关的“做笔录”，而成为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从北京市疾控中心到北京市18个区县，都有各自的流调队员，平时分散在各个岗位，当有流行病疫情时，则迅速集结，开往疫情第一线。
　　李阳桦是北京市疾控中心流调分队的一名经历过SARS的“老队员”了。5月15日，他向记者讲述了他和同事刚刚经历过的高强度的11个小时。

　　5月11日，我国报告了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就是四川的包先生。消息传到北京疾控中心，已经是晚上了。必须在第一时间找到跟包先生同机的140多名乘客！
　　已经下班回家的李阳桦接到电话，立刻开车赶回单位。半小时到40分钟内，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员们完成了集结。
　　这个速度和效率，是SARS后期锻炼出来的。“我们这次之所以这么快，一方面是有过非典的教训，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卫生局到疾控中心的领导都非常重视公共卫生事件，每年最少也要组织两三次模拟演习，而我们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早就是严格执行的规定了。”李阳桦说。
　　5月12日凌晨1点半，李阳桦和同事们赶到了某宾馆，这是这次航班上所有“密接”将被转运来接受医学观察的地方，也是李阳桦们的工作地点。当时，已经有三、四名“密接”被送了过来。流调队员们被分成好几个小分队，李阳桦所在的是一个5人小分队。李阳桦穿上“三防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口罩，全身上下包得严严实实，和另一名同事一起进入密接人员的房间，开始进行流调和采样。另外三名同事在外接应。
　　“密接”人员被陆续找到，并送来。“都去哪玩了？”“和哪些人一块儿吃的饭？”这些问题的答案，李阳桦必须详细地记录在流调表上。就这样，在宾馆里一待就是11个小时。中间我们大概出来了4次左右，“透口气，喝口水，上个厕所，简单地吃了一点面包。”
　　防护服似乎是比病毒还难应付的挑战。“不管外面有多凉快，一穿上防护服，就跟裹一层塑料布一样，大量的出汗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补水，三、四个小时之后，人肯定是要晕掉的。而且我们这次要流调的人很多，为了节约成本和保证安全，我们每接触一个流调对象，都要穿着防护服进行一次消毒。您闻没闻过过氧乙酸的味道？消毒液喷到身上，本身已经很热了，加上周围都是那个难闻的味道。真有点忍受不了。”李阳桦说。
　　5月12日中午1点多，李阳桦脱下防护服走出宾馆的时候，听说同机的140多名“密接”已经被找到120多名时，从心底佩服各个区县的“战友们”的神奇速度，同时，由于在流调的过程中了解了一些国外对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情况，让他越发地紧张起来。
　　“我们发现一些国家并没有像我们国家这么重视，对病人是一种无序管理，任由携带病毒的患者自由行动，就好像一个中了毒的电脑，通过一个网络向四面扩散。虽然相比SARS病毒，甲型H1N1流感的病毒致死率要低很多，但是这种病毒人们普遍易感，如果控制不好，局面也将无法收拾。”
　　李阳桦还注意到海外留学生最近自发倡议的“假期不回国”活动。“纯粹从卫生防疫的角度，我不太希望他们回来，但是，回国又是人之常情……只能说，看个人的价值判断了。”
　　李阳桦和同事们的高强度工作依然在继续。保持24小时开手机，随时待命的他们，让中国在这场流感疫情防治的大考中，拿到了“责任感”上的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