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西方哲学史分期及其对中国哲学史分期的影响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无疑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其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受到西方哲学史分期的影响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从目前来看，其民国时期关于西方哲学史分期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影响了其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一

第一个阶段是在冯友兰刚入哥伦比亚大学不久，在初步接触、阅读英文本西方哲学史之后，于1920年2月将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相比较，在这种比较中对西方哲学史分期作了不自觉的划分。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史上的“经院哲学”时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六朝以及唐五代宋初哲学时期，西方哲学史上的“近代哲学”时期相当于程朱陆王哲学以及“清儒考据”时期。在此，冯友兰将西方哲学划分为经院哲学和近代哲学两个时期，是为了同中国哲学相比附，不能算是冯友兰对于西方哲学史分期的真正划分。

在1920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冯友兰认为“希腊哲学最盛时代”相当于中国“战国哲学最盛时代”，“怀疑派推翻哲学”时期相当于“秦皇焚书使世无哲学，汉儒咬文嚼字使世厌哲学”时期，“耶教兴”时期相当于“佛道二教兴”时期。在此，冯友兰将西方哲学划分为古希腊哲学时期与基督教哲学兴盛时期，也是为了同中国哲学相比附，也不能算是冯友兰对于西方哲学史分期的真正划分。

不过，综合以上冯友兰对西方哲学史的分期，大体可以看出，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史可以划分为古希腊哲学时期、经院哲学时期（“耶教兴”时期）和近代哲学时期。由于这种划分是冯友兰初到哥伦比亚大学，初步接触西方学者所写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在日记中所作的划分，这种划分可以说是反映了西方学者关于西方哲学史分期的思想。

与上述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分期相应，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划分为先秦及秦汉哲学时期、三国六朝以及唐五代宋初哲学时期和宋代至清代哲学时期。这种划分，值得重视。

当然，在冯友兰将西方哲学史的分期与中国哲学史的分期相比附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出谢无量、胡适对其的影响。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划分为上古哲学（古代及儒家、道墨诸家及秦代）、中古哲学（两汉、魏晋六朝唐）、近世哲学（宋元、明清）这三个时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古代哲学时期（“自老子至韩非”）、中世哲学时期（“自汉至北宋”）和近世哲学时期（从宋代到清代）这三个时期。可以说，谢无量、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三个时期的划分对冯友兰比附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的分期以及由此而将西方哲学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

第二个阶段是冯友兰于1923年至1925年在中州大学任教时，给学生开设《西洋哲学史》这门课而撰写《西洋哲学史》讲义，在此讲义中，冯友兰对西方哲学史分期作了划分，可惜这留下来的油印讲义已残存不全。从这残缺不全的讲义可以看出，冯友兰将西方哲学史划分为“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两个时期。

在“古代哲学”部分，冯友兰讲述了从塞里斯（泰勒斯）到斯多葛学派的哲学，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所谓的西方“古代哲学”其实就是古希腊哲学，虽然其对于古希腊哲学中的重量级人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没有讲述。

在“近代哲学”部分，冯友兰讲述了从培根到孔德的哲学，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所谓的西方“近代哲学”其实就是西方近代哲学。

由于冯友兰的《西洋哲学史》只是给学生授课的讲义，在其生前没有公开出版，因而冯友兰在其中关于西方哲学史分期的论述就不具有权威性，更何况这部讲义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有残缺。

三

冯友兰关于西方哲学史分期的真正系统的论述，是在第三个阶段，存在于其1934年9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在该书下册的第一章“泛论经学时代”，冯友兰写道：“普通西洋哲学家多将西洋哲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非只为方便起见，随意区分。西洋哲学史中，此三时期之哲学，实各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也。”这是冯友兰第一次明确地将西方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并且将这三个时期命名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而且明确说出这三个时期的划分并非是他的首创，而是袭用西方哲学家的划分。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例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就是将西方哲学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希腊哲学）、中世纪或基督教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代哲学。至于为什么西方哲学史可以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这三个时期，冯友兰认为原因在于这三个时期的哲学各有其“特别精神”与“特殊面目”，也即各有其独特的本质特征。这说明，西方哲学史的分期取决于西方哲学在本质层面的变化，而不取决于时间的层面。

关于西方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关系，冯友兰写道：“在西洋哲学史中，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建立哲学系统，为其上古哲学之中坚。至中古哲学，则多在此诸系统中打转身者。其中古哲学中，有耶教中之宇宙观及人生观之新成分，其时哲学家亦非不常有新见。然即此等新成分与新见，亦皆依傍古代哲学诸系统，以古代哲学所用之术语表出之。” 这是说，西方上古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开端，是古希腊哲学家在没有任何哲学可以“依傍”的情形下创造出来的，而西方中古哲学则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哲学的“解释”的基础上的，是对西方上古哲学的诠释与发挥，西方中古哲学在思想以及思想表达上都“依傍”古希腊哲学。由此也可以看出，冯友兰所谓西方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分别是指古希腊哲学和以经院哲学为主体的哲学。

关于西方近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差异，冯友兰写道：“盖西洋哲学史中，所谓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产生所在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亦有卓绝显著的差异”，“及乎近世，人之思想全变，新哲学家皆直接观察真实，其哲学亦一空依傍。其所用之术语，亦多新造”，“由此言之，在西洋哲学史中，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产生所在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实有卓绝显著的差异也”。

这里，冯友兰认为西方近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差异不是时间层面的差异，而是哲学性质层面的差异，是“精神面目”的根本不同；西方近古哲学是挣脱中古哲学束缚，不“依傍”上古哲学，哲学家“直接观察真实”的产物，在思想以及思想表达上都是全新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冯友兰认为西方上古哲学与西方近古哲学都属于不“依傍”任何哲学，不用别的任何哲学的“术语”的产物，都属于创造性的哲学，都是全新的哲学，前者是西方哲学的“起点”，在思想上无所“依傍”、无所“袭用”，后者产生于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之后，虽有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可以“依傍”、“袭用”，但是，有而不用：“一空依傍”、也不“袭用”。

四

冯友兰将西方哲学最终划分为上古哲学、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其划分并不是时间层面的，而主要是哲学性质层面的。由此出发，关照中国哲学，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若只注意于其时期方面，本亦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各时期间所有之哲学，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此等名称，本书固已用之。但自别一方面言之，则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谓中国无近古哲学，非谓中国近古时代无哲学也。”

这是说，从时间层面看中国哲学可以划分为上古时期的哲学、中古时期的哲学和近古时期的哲学，但是，若是像西方哲学那样，从哲学性质的层面来划分，中国哲学则只可以划分为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而没有近古哲学。

中国的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如何划分？冯友兰写道：“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由此方面言之，则在中国哲学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皆中古哲学。”

这是说，中国哲学从哲学性质的层面来划分，可以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前者指先秦至汉初的诸子之学，或者指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晚清时期的哲学；前者属于上古哲学，后者属于中古哲学。而中国中古哲学则包括中古时期的哲学和近古时期的哲学。

和西方中古哲学“依傍”上古哲学一样，中国的中古哲学也即经学同样是“依傍”上古哲学也即子学；和西方中古哲学在思想以及思想表达上都“依傍”古希腊哲学一样，中国的中古哲学在思想以及思想表达上同样都“依傍”先秦至汉初的诸子之学。

中国的子学之所以属于上古哲学，而不仅仅是所谓上古时期的哲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的第二章“泛论子学时代”给出了理由：先秦诸子处于“思想言论之自由”的时代，可以无所顾忌，直接表达其“主张”，并“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予之以理论上的根据。”

对于中国没有近古哲学，在近古时期依然处于经学时代，冯友兰还分析道：“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这是说，中国在时间层面身处近古时期，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依然处于中古时期的状态，在此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近古时代”，没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飞跃，因而没有西方近古时期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也就没有产生于近古时期、与近古时期相对应的近古哲学。这里，冯友兰的分析是从中西比较的维度所作的分析，同时，这种分析是以西方为参照、为坐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