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的三种解读
——从曾参、有子、子贡的角度看


        内容提要：孔子弟子对孔子之道有三种解读，曾参认为孔子之道是忠恕，有子认为孔子之道是仁，子贡认为孔子之道是“文章”、性与天道，可是，曾参、有子和子贡的观点未被孔子当面认可；冉求所言孔子之道虽被孔子当面认可，可惜，冉求却没有讲明何为孔子之道。这样，何为孔子之道遂成为学者们研究、争论的对象。
关键词：孔子；道；曾参；有子；子贡

        孔子之道也即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是仁，有的学者认为是礼，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仁和礼二者。这些，都是基于对《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思想的把握和理解。其实，关于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本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有子、子贡等已有论述，他们的论述对于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一、曾参：孔子之道是忠恕
        《论语"里仁》载有孔子与曾参关于孔子之道的对话，原文如下：“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里，孔子要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学说虽然很丰富，但是，不是没有主次、没有内在联系，更不是散乱无章，而是有一个核心，换句话说，自己的思想、学说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发展起来的，曾参根据自己对孔子思想、学说的认识、体悟，也感到确实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孔子没有直接、明确地对曾参说出自己“一以贯之”之道究竟是什么，而曾参也没有在孔子面前说出自己所理解的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究竟是什么，这样，曾参在孔子走了之后面对师兄弟的追问所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于没有得到孔子的当面确认就不具备权威性。当然，从“忠恕”之后的“而已矣”我们可以看出，曾参在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时是非常自信的，充满了自得之情。不过，自信并不意味就一定正确。
        曾参把孔子之道解读为“忠恕”，这是否正确？我们先看“忠”，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谓自己想自立，就要帮助别人自立，自己想通达，就要帮助别人通达；再看“恕”，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谓自己所不想要的，就不要强加于别人。这里，可以看出，“忠恕”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规定了人的行为方式，乃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忠恕”，是否即是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呢？让我们回到孔子讨论忠恕的具体语境。关于“忠”，孔子是通过与子贡问答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子贡理解仁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认为这是仁的极致“圣”，然后解仁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解仁为“忠”。这表明“忠”依附于“仁”，乃为仁之方而已。关于“恕”，孔子是通过与仲弓、子贡问答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仲弓问仁，孔子列“己所不欲，勿施于仁”为为仁的方法之一，由于特别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当子贡问孔子什么是终身奉行的原则时，孔子毫不犹豫地说是“恕”。这里，“恕”同“忠”一样依附于“仁”，乃为仁之方之一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曾参认定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恕，可是，后人并不十分重视之。究其因，大致有二：一方面，忠恕是两个概念，忠恕一词是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不是一个不可分离的以复合词形式出现的概念，如果承认忠恕是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意味着认为孔子有两个道、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叫“忠”，一个叫“恕”，而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忠、恕都是为仁之方，也即行仁的方法，它们都依存于仁，在仁与忠、恕的关系中，仁是核心、根本，忠、恕围绕着仁而展开，仁未必是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更遑论忠恕了。
                      二、有子：孔子之道是仁
        《论语"学而》载有子的言论共三次，而且只有《论语"学而》载有有子的言论。从有子的言论来看，论及仁、礼、信、恭四者，而在这四者之中，有子论仁最为深刻。这暗示我们，有子心目中的孔子之“道”或者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据《孟子》和《史记》记载，孔子死后，孔子弟子曾推举有子为孔子的继承人，有子在短期内曾担任儒门的领袖，这恐与有子能够在孔子所论的众德之中抽取仁而为其思想的核心，并能够揭破仁的秘密有关，而非《孟子"滕文公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说的是由于有子长相类于孔子、圣人。
        我们先考察有子论礼的言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里，有子认为礼是先王之道，礼的作用除了有“别”——区别人的社会等级的一面，还有“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面。这是有子针对人们要么重视礼之“别”而忽视礼之“和”，要么脱离礼的制约而宣扬“和”所发出的纠偏之论。再考察有子谈信和恭的言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这是说，信用接近、符合义，说过的话才能够兑现；恭敬接近、符合礼，才可以远离耻辱。这里，有子是在谈信与义、恭与礼的关系，信之于义、恭之于礼的依存性，义之于信、礼之于恭的决定性。至于义与礼的关系，有子未曾言及，从“信近于义”、“恭近于礼”的句式来看，似乎信与恭处于同一层面，义与礼处于同一层面。也就是说，义与礼之间，彼此没有制约性。这表明，在有子看来，礼或者礼、义不可能是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更不用说信与恭了。
          最后，我们来考察有子讨论仁的言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是说，一个人在家族范围内能够做到孝悌，在进入社会领域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关系时就不“犯上”；一个人在社会上不“犯上”，在政治领域就不“作乱”。从孝悌出发，有子推出不“犯上”、不“作乱”的结果，而不“犯上”、不“作乱”既是仁者之德，同时也是统治者施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所以，有子得出“本立而道生”、孝悌乃“仁之本”的结论。由于有子所说的“本”是孝悌，而孝悌又具体为“仁之本”，因此，有子“本立而道生”中的“本”指孝悌，“道”则指仁。这里，有子是明确把孔子之道理解为仁，把仁解读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仔细分析、揣摩有子的这段话，顺着有子的思路，我们发现，有子不仅认为仁以孝悌为根本，仁从孝悌生发而来，还认为仁包括孝悌。如此，仁涵括家族、社会、政治等领域，包括道德与政治双重意蕴，对于个人来说是“德”，且是涵盖面最为广阔的“德”；对于统治者来说，乃为政之“道”，且是理想的为政之“道”。这种“仁”，在有子看来当然有资格上升为孔子之道。后世学者在论证孔子之道是“仁”时，没有注意有子的这段话，恐与这些学者没有深思这段话中所饱藏的深意有关。
                   三、子贡：孔子之道是“文章”、性与天道
        《论语"公冶长》载子贡论说孔子思想的言论，原文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处，子贡感伤孔子只将“文章”传授给自己，而未将“性与天道”传授给自己。“文章”指诗书礼乐等，从《论语》所载来看，这是孔子教育弟子的主要内容，而《论语》中所载的孔子思想，主要是对诗书礼乐的发挥。关于“性”，《论语》中只有孔子的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关于“天道”，《论语》中没有提及。由此看来，孔子关于性和天道的学说很可能是没有传授给任何学生，而不仅仅是没有传授给子贡一人，否则，《论语》中很可能会有记载。对于孔子只传“文章”而不传“性与天道”的做法，别的学生没有怨言，一种可能是别的学生并不知道孔子还有“性与天道”的学说，另一种可能是别的学生知道孔子有这方面的学说，但是，对孔子的做法表示理解。至于孔子为什么不把“性与天道”的学说传给学生，我们无从确知。
        客观地说，子贡上述言论透露出孔子思想包括“文章”、性和天道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也可理解为子贡认为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文章”、性和天道。理由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育学生，并且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借助诗书礼乐表达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换句话说，孔子关于道德、政治的知识和思想都以诗书礼乐为核心，在此意义上，子贡把孔子这方面的知识、思想的核心理解为“文章”，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孔子的“性与天道”学说的具体内容，子贡不知道，当然不能从孔子人性学说和天道学说的具体内容的维度总结出孔子人性思想和天道思想的核心，只能把孔子关于人性方面的学说的核心解读为“性”，也只能把孔子关于天道方面的学说的核心解读为“天道”。话又说回来，如果子贡知道孔子的“性与天道”的思想，即是说，如果子贡能够知道孔子的所有思想，而不是仅知“文章”而不知“性与天道”，那么，子贡将会在孔子“文章”、性与天道的基础上凝炼出孔子之道也即孔子思想的核心的。可惜，孔子没有告诉子贡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子贡只能够尽其所知来解读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将孔子思想一分为三，也即划分为三个部分，并通过此种方式来理解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子贡的缺憾，本质的意义上，也是孔子留给子贡的缺憾。
          如果承认孔子之道是“文章”、性和天道，就意味着孔子有三个道、孔子思想有三个核心，分别是“文章”、性和天道，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再说，子贡的言论表面上给人们的感觉是，孔子有“文章”、性与天道这三方面的思想，或者说，表面上是告诉人们，孔子的思想主要由“文章”、性与天道这三部分所构成。所以，后世的学者在研究孔子之道时就没有在意子贡的上述言论。
                            四、余论
        从子贡的上述言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曾参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及有子的以“仁”为孔子之道，可以看出，曾参和有子所言的孔子之道都局限于“文章”领域，而未及孔子的“性与天道”的领域。而由“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以及孔子未曾向学生传授“性与天道”，又可以看出，孔子所言的“吾道”实质上就是就“文章”方面而言的。后世的学者讨论孔子之道，也是就“文章”方面而言的，只不过，后世的学者不太重视子贡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以为自己所讨论的孔子之道是孔子整个思想的核心。
        在孔子所有的学生中是否有人知晓孔子之道并且得到孔子的认可呢？有人知晓，例如，冉求就知晓，这有冉求同孔子的对话为证：“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这里，冉求言其喜欢孔子之“道”，肯定是以知道孔子之道为前提的，而孔子批评其懒惰，并未指出其不知“道”，可见，孔子是认为冉求知道自己的“道”的。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冉求没有讲出孔子之道究竟是什么。
        这样，曾参、有子、子贡谈论孔子之道，指出孔子之道是什么，却未被孔子当面认可；冉求谈论孔子之道，虽被孔子当面认可，却没有讲明何为孔子之道。关于孔子之道是什么，遂成为学者们研究、争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