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好几年了，尽管一直要求自己不再铺摊子，收敛旁骛的意念与学术活动的范围，毕竟已过不惑之年，多休息休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但这好像又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实际情况是，越想收手，接手的事情就越多。这一回又突然闯进因准备申遗而熙熙攘攘的运河领域，使我再次体会到希腊哲人“服从命运的人跟着命运走，不服从命运的人被命运拖着走”一语的精辟与透彻。也就在前几天，我收到青年学友徐雁平的新书，上下两册、近70万言的《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仅看看书名和目录，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内在的书卷美和安然的学人气，但在我则只能“徒有羡渔情”或“怅然吟式微”了。

人各有命，这是不能强求的。我曾把儒家的人生方式说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为它与冯友兰先生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阐释是一致的。尽管这种解释缺乏古典式的慷慨悲壮，但如果真能做到也是颇为不易的。对我而言，就是笃信一切随缘，而自己所倾心尽力的，是把每一与自己有缘的人与事处理好。这次对运河领域的闯入，也完全由于我的一贯态度。事情的起因可以说纯系偶然，大约在去年11月，当时的新浪网正在操办“运河汽车之旅”，由于友人的介绍，他们请我写点文字助行。在看了一些文献材料之后，我写了一篇《孤帆远影：大运河上的江南文化》。文章先上网，后在《中国教育报》刊出。未曾想到的是，它又被远在北国、素昧平生的刘一秀君看中，并提出希望我做一本大运河的书。最初我是万万不敢答应的。但一秀君以他北方人的豪爽与江南人的谦逊感染了我，使我有幸开始了这一新的学术与人文探索。如同任何机缘都有必然性一样，我们的运河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尽管此前我们几乎没有涉足过这一领域，但几年来一直做的江南文化与都市文化研究，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以学友与生徒为主体、颇具战斗力的学术团队，却为我们提供了并不算单薄的资本，甚至是相当有力的支持。如在研究江南文化时，我们已有意识地把它与齐鲁文化联系起来，而我们率先进行的都市文化研究，本身也是运河文化在当下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背景。十分有趣的是，尽管运河研究可以是多角度的，运河逝波间的人物也是多方面的，但运河两岸的城市无疑是它们的中心空间。这是我们这些“闯入者”独特的框架与视角，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与不少的安慰，并最终有了这本《中国动脉：大运河城市群叙事》。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的基本理念与总体框架由我提出，耿波、李正爱参与了书纲的具体设计，写作分工依次是：前言（刘士林）、北京、通州、天津（耿波）、沧州、德州（刘铁军）、临清（李正爱）、聊城（刘永）、济宁（伍波）、徐州（田崇雪）、淮安（姜晓云）、高邮（冯帆）、扬州（冯敏）、镇江（王玲真）、常州（何世剑）、无锡（丁瑶）、苏州（王晓静）、嘉兴（朱逸宁）、杭州（洪亮）。此外，耿波、李正爱、刘永还协助我做了不少的校订、插图等工作。本书不仅再次见证了我们一些学术朋友的友好协作与声气相投，同时我还看到自己的学生在迅速地进步与成长，这是我要特别感谢并为之感到振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