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邓艾民先生

李存山

前些天，在陈来师兄[1]的博客上读到《邓艾民先生<传习录注>序》，唤起我对邓先生的一些回忆。

我在上本科要写毕业论文时，不知怎么就选择了要写“朱熹哲学”的题目（那时可谓不知“天高地厚”），系里分配让邓先生作我的指导教师。当时邓先生住在朗润园的一栋公寓楼里，我时常往那里跑。邓先生让我先读朱熹的《四书集注》，并讲了此书如何重要，朱熹如何在此书上几乎下了毕生的功夫。我那时手头有一匣线装的《四书集注》，内有“法源佛学院”的章，虽然开本、质地、字体等均相同，但六册书却是由“上海会文堂书局”、“上海共和书局”、“上海鸿文书局”分别印行，这是我岳父以前在东安市场旧书店买的，后来送给了我。现在看来，对于初学者来说，要读懂了《四书集注》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理解不了哪些是对《四书》本文的解释，哪些属于“朱熹哲学”。我那时就是入不了门，后来买了一本邱汉生先生[2]的《四书集注简论》，读后虽然稍有长进，但终是不得要领。不得已，我只能从《朱子语类》入手，读了前面的几卷之后，就快到需要交稿的时间了，我就写了一篇《朱熹哲学的特点是泛道德论》。这篇习作的粗疏低浅是可想而知的，但邓先生并没有让我为难，而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1983年春，邓先生给研究生讲“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的课。我现在仍保留着那时系里油印的四册讲义，即邓先生的《传习录注》。第一册比较薄，上面有我的钢笔字。如“知止而后有定”，原注文是“见《大学章句》经文”，后有钢笔字“参照王阳明《大学问》”；“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原注文引“朱熹《大学或问》云”，后有钢笔字“收[入]《紫阳丛书》”。在论知行部分，有钢笔字：“知，不是知识，而是道德意识本性。是不是本能，王阳明没说清楚。道德行为必是自觉的。有自觉的意识，必然发生道德的行为。”等等。这些钢笔字可能是听邓先生讲课时我作的笔记。在第二、三、四册的上面，就没有什么钢笔字了。可能是邓先生给我们上课不久，他就患癌症住院了。

邓先生的手术是在北医三院做的。大约在手术后的第五天，我到医院去看望，他告诉我：“我的肠子坏了一截（说时打着手势，示有两寸来长），已经割掉了，没事了。”他让我扶着他在楼道里走了一个来回，我当时很感动，可见先生在手术后急于恢复身体。后来他就出院了，我们都盼着他继续给我们上课，但并未如愿。大约是在1984年初，邓先生又住进了肿瘤医院，那时是在西四附近。我那时每星期六下午骑车回家，当路过西四时就到医院去看望。邓先生的精神状态很好，他一个人住一个病房，此病房就成为他的书房或工作室。他给我们研究生布置的作业就是读《传习录注》并作校对。他还让我去核对注中的引文，记得有几条是出自佛书，我在北大图书馆和当时的“北图”借阅这些书，作了引文的核对。有一次他让我去复印某个版本的《王阳明年谱》，我没有找到，但复印了“七千卷楼校本”《传习录集评》中的《王阳明先生年谱》，这个《年谱》的复印件我至今也保留了一份。当时，病中的邓先生确实是集中精力、抓紧时间，要把《传习录注》高质量地完成。

在我们临近毕业论文答辩的期间，我就没有再到医院去。1984年暑假，是我在北大上学期间度过的最后一个暑假。那时我住在工体附近一个宿舍楼的四层，和大多数人一样，家里没有电话。有一天，一楼居委会的人员在楼底下传呼，是我的电话。我急忙下楼，电话是楼宇烈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邓先生病危，需要人陪护，让我晚饭后到医院。那一天奇热，我是穿着短裤去的，还带上一条准备擦汗的毛巾。一进病房，见邓先生深度昏迷，身上插着一些抢救用的管子，呼吸困难，需要一个手工操作的呼吸器帮助呼吸。房内可能（记不清了）还有一个陪护，我们就轮流一张一驰地操作那个呼吸器。大约在晚上十点多钟，邓先生的公子到了，他执意要顶替我，让我回家。后来我知道，邓先生在第二天就仙逝了。

   忆起这段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北大的几位老师，都是以学术事业为生命，他们真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邓先生是老师中最早去世的一位，后来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也都是如此。邓先生的遗憾是临终没有把《传习录注》和王阳明哲学的书完成，这个遗憾是由陈来先生和冯契先生帮助弥补的，其可告慰于故去的邓先生，更可嘉惠于来学。邓先生的精神不死，陈、冯二位之功亦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