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名学理论及其“用名三惑”通诂
程二行
荀子的名学理论,研究者不乏其人,而其“用名三惑”,则诂释者莫得其解。本文拟以荀子名学的学术背景为依托,讨论荀子的名学理论及其“用名三惑”的基本涵意及其理论价值,敬请海内方家不吝指正。
战国之世,为谋求安定与统一,学者各抒己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在概念的使用上,各有立意,因此,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却导致了“奇辞起”而“名实乱”。 荀子处在中国走向统一的前夜,且可能目睹了秦帝国的诞生。[1]融通百家,为大一统的新局面作理论准备,是荀子名学理论的基本前提。荀子说: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正名》
“奇辞起,名实乱”,势必影响交际与交流,故荀子接着说:
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有不喻之患,事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此所为有名也。(《正名》)
荀子认为,“名”的产生与使用,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如果事物没有适当的“名”去指称,只是作为一种回忆性的印象存在于人心,那么,人们只能用物物相喻的方法去说明不同的事物(“交喻”既是“譬喻”又是“晓喻”)。 因此,在不具备确定性的语词和概念的前提下从事交流,必然产生“志有不喻之患,事有困废之祸”。而百家之学,之所以彼此争论不休,根本原因就在于“用名”混乱而造成“理惑”。由此可见,荀子之“名”,实际上具有“语词”和“概念”两个方面的含义。这是正确解读荀子“用名三惑”的关键。
“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是偏重于概念的要求;“交喻异物,名实玄纽”,是侧重于语词的要求。因此,荀子的“名论”既有“语词论”,亦有“概念论”;也因此,他之所谓“正名”,也就是既“正”语词,又“正”概念。“正”语词的部分,约当于公孙龙子的“慎其所谓”;[2]“正”概念,则是要求思想的确当,与判断及推理有关。但无论语词、概念或判断与推理,荀子皆浑而言之“用名”。[3]
先说荀子的语词论。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正名》)
荀子这段议论,正确地解决了关于“物”与“词”之间有必然之关系,抑或由人所任意规定这个为古希腊哲学家争论了数百年之久的问题。[4]“名无固宜”,“名无固实”,语词与客观事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名”之与“实”,不过为了交流的需要而假设的某种代码或符号。此符号代表此事物,彼符号代表彼事物,最初完全是出于随意的安排;但是沿用既久,也就“约定俗成”;一旦“约定俗成”,任何人便不能随意更改。指鹿为马便是“异于约”,“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样,“名”便由最初的“主观精神”通过全社会的“相命相期”而变为“客观精神”。因此,荀子的语词论揭示了“名”的符号性、指称性及社会性。科学地阐明了作为语词的“名”所具有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1] 梁启超《荀卿及〈荀子〉》、游国恩《荀卿考》、罗根泽《荀卿游历考》均有类似说法。见《古史辨》第四册。
[2] 《公孙龙子·名实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3] 荀子之“名”具有不同含义,不少学者早有注意,如邢公畹说:“有许多人把先秦诸子所说的‘名’等同于现代的‘名称’,这是不对的。先秦诸子所说的‘名’也不指书写的‘文字’,而是指口头说的‘字’……所以古人的‘名’实际跟现代的‘词’相对应”(见邢著《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4-115页)。又章沛说:“荀况还混淆了概念本身和概念的语言外壳的区别。”章氏以为荀子之“名”仅指概念,故有此批评,但颇有启发性(《关于荀况的逻辑思想的探讨》,载《哲学研究》1978年6期)此外,港台学者如陈大齐《荀子名学发凡初稿》(《文史哲学报》1951年2期)、唐君毅《荀子正名与先秦名学三宗》(《新亚学报》2卷5期)均有类似看法,特未明言罢了。
[4] 见邢公畹《语言论集·谈荀子的语言论》,又见濮之珍《荀子的语言学思想》(《学术月刊》198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