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就是《复仇、暴政与暴民》，发表在《文化纵横》杂志2010年第9期上了，但是发表时有一些改动，甚至有改错的，比如把老子的“报怨以德”错改成“以怨报德”，结构也有一些改动。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就是不理解“中国模式”。

   虽然如此，我依然认为《文化纵横》是一本好杂志。

   这里贴的是原稿，有一些长，打乱了分几部分贴出来。

   充满血腥的刑罚，其实是暴力政治的一个侧影。再一个以暴制暴的社会状态下，所激发的往往是反抗者的暴力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没有逃脱一治一乱的循环中，无论是夏商周这样的政治模范时期，还是唐宗宋祖所开创的唐宋盛世，均不可避免地由建国之初的强盛而陷入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乱世。按现代政治的眼光看，因为专制统治的家天下体制，视天下为个人之私产，最终不能有效地建立其合理的政治纠正机制，因此天下必由大治陷落于乱世。

    对于治乱的分析人们多从道德入手，比如王夫之，他认为上古之乱主要是因为天灾，“中古之乱在人事，而君率兽以害人之生；后世之乱在人心，而行禽兽之行、言禽兽以乱性。”（《四书训义》下），但是，也有从制度入手的，比如黄宗羲就是从“税制”入手。他通过对于历代税制改革的过程分析，任何一次税制的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因为每一次的税种合并，都为后来的赋新税制造了借口，所以一旦朝廷入不敷出，就会开征新税，这样就会形成“累积莫返之害”，并概叹“税额之积累若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明夷待访录·田制三》）这就是最近几年经秦晖总结而广为人知的“黄宗羲定律”。所以中国传统政治虽有不少短暂的黄金时期，但是总体而言，百姓总是处于被“敲骨吸髓”的困境。

    在家天下的制度下，暴政之所及，不仅是普通百姓，而是一切人，包括士人和大臣。王夫之说，三代以下，“身为士大夫，俄加诸膝，俄坠诸渊，习于诃斥，历于桎梏，褫衣以受隶校之凌践”（《读通鉴论》卷二）这样，导致士大夫上下失据，难以成为君民之间的纽带。反而因其精神的创伤而生暴戾之气。

   暴政之下，必然会有激烈的反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暴秦的统治下，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历代的起义无不是对于暴政的抗争。而问题在于由暴力政治所催生的反抗往往采取的更为暴力的手段。赵园对于晚明的研究中，特别指出了在明代残忍政治所营造出来的暴虐气氛。她从野史中对于暴力的渲染看出“这里有压抑着的施虐、施暴的愿望。在这方面，士文化与俗文化亦常合致。你由此类的文字间，觉察了看客与受虐者的相互激发。那种涕泣号呼中的快感。……二十四史固是‘相斫书’，但有关明史的记述，仍有其特殊的残忍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16页，北大版，1999年。）

   赵园对于明代嗜暴倾向的分析，有很多的例证，例如李自成的起义军，在攻占河南洛阳的时候，对于福王朱常洵所采用的惩罚措施，就是将其与一些鹿放在一口大锅里调制“福禄酒”，史书做如是记载：“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另一个嗜杀之人是与李自成大约同时的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史书的记载常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感。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这里面的数据可能并不一定准确，但是，由此，明代可能是把中国历史上暴虐政治和暴虐的反抗推向了顶峰，但是随之而兴起的清朝，暴虐的记载也依然，即使是在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后，暴虐的政治和暴力的反抗依然是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