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31日，一大早，我就赶往北京百望山下的枫涟山庄，去接余敦康老师，因为上午9点，我们在北大的农园给他祝贺80岁的大寿。

    祝寿的活动是以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方式举行的，一个学者，或许这是唯一合适的方式。

    会议来了许多圈内学者，包括汤一介先生、蒙培元先生和陈来先生这些“大佬”，也有许多我们的朋友，几乎将北大的人文教室坐满。

    会议的名称是余先生自己定的,叫“风雨坎坷六十年”。基调比较“灰暗”。余先生首先以三个三十年来描述我们近一百年的中国思想史，即，从1919年到1949年，在这短短的三十年中，出现了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一批哲学家，而余先生就因为被这些前人的思想所感染，决定报考哲学系，因为一场重感冒，他没有如愿考上北大和清华，而考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但是因为院系调整，武汉大学的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所以，他从二年级开始就转入北大，从此开始了他的哲学历程。

    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第二阶段，1949-1979年。余先生说他并没有如愿听到他所崇敬的这些大师们的课，因为“思想改造”运动，使这些人与余先生这样的新学生一样开始听苏联专家给他们讲述日丹诺夫和联共布党史。

    因此，余先生在北大的本科期间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他还是选择了考研究生，并开始了他的厄运，因为他与武汉的同学的书信被公开，而“暴露”了他的思想，因此被划为右派，甚至有一个阶段被劳动改造。

    反正要到1979年，他被任继愈先生吸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他才开始真正进入学术研究，而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

    的确够得上是“风雨坎坷”，会议的许多讨论是专业的报章的材料，会后，有人跟我说起余老师引述了苏东坡的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余先生说，在风雨坎坷之中，没有一些道家的精神，一个人要生存下来是十分艰难的。

    形式多样的争论夹杂着颂扬的基调于12点落幕，转向北大勺园去吃很贵但是并不丰盛的午饭。曾经酒量了得最近开始远离烟酒的余老师不可避免在众多的祝酒仪式中“破戒”，并在大家的生日歌中推向高潮。

    饭后，我把余老师送回，不料余老师余意缭绕，又请我们上楼接着叙谈，要点是，2009年可以视为一个起点，如果在接下来的30年中，我们的思想界不能为这个社会贡献出足够的思想资源，那么整个文化的发展的前景则是可怕的。

    辞别余老师，跟文明和赵璕他们在万圣书园接着“吹牛”，赵璕兄平日在香港教书，难得一见，所以似乎不谈不足以解思想交流之饥渴。

    中间又有香港中文大学的谢茂松和他夫人加入，因此，话题很多，似乎很难停下，只能转到万圣对面的“五方院”继续。到了八点多，才各自回家“跨年”。

    看了一阵无聊的电视之后，2009年在疲惫中退出。

    2010年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望京，去看望方老师。

    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并不是经常去看老师，主要是前一阵老师身体不好，怕打乱老师的生活节奏，反而添乱。但这次发现老师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所以很高兴。

    大家聊了一下最近学术界发生的一些争论，兴尽而归。

    2010，开始了。但愿风调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