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我的春节是从今天开始的，已经是农历腊月二十七。在去往火车站的出租车上，天气预报员告诉我们今天是这个冬天北京气温最低的一天。
     报纸上说，今年的春运是这些年来形势最为紧张的，主要是因为许多的工厂停产之后，更多的民工被迫回家过年。起码今年我没听到各地政府鼓励民工留下来的报道。
要回家，就需要买车票，一个月之前，我回浙江的时候，飞机票居然打3折，这次是全价票不说，还不一定能买到你愿意要的时间的票。
    那么就火车吧，相对便宜，而且时间合适，夕发朝至，赶紧联络在北京的熟人。
    说起“熟人”，在社会学家眼里，那绝对是一个 key word，甚至经常会把它上升到现代性这样的大问题里。一般说来，他们把传统社会定义为“熟人社会”，现代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社会运行的很多原则是以关系为重要的因素，在一些表面的原则后面，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潜规则”，比如说，当你遇到事的时候，一般先想一下是否有熟人能帮忙。即使是看病，也会找一个熟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便有了一些判断事物的思维模式。在报纸电视大肆报道火车票早已卖完的时候，事实上你从来不会相信这是事实。如果你能找到关系，你永远能买到票，只不过你要付出一些成本，比如维持关系的成本，比如说，你需要付出一些额外的钱来支付不在票面上存在的“价格”，而如果你不能找到关系，你又不愿意更多的是没有能力付出额外的价格的话，那么你只能披着棉被去排队，然后告诉你没票，最可怜的是象杭州的一个老人那样，为了得到票，而不幸牺牲。
在熟人社会里，真正的规则不是法律、公平竞争，而是充满着垄断，如果你问他们，为了防止黄牛党，火车票是否能实行实名制，有关部门的一个最为常用的回答是“条件还不具备”，如果你还想追问要具备那些条件，你可能永远得不到答案。
    反正，我多付了钱，我买到了票，但是我上了火车，我就傻了，我们所坐的车厢，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铺位居然空着。在担心再度遇到一个打呼噜的胖子的时候，列车员告诉我，这个box里面只有我和甘蔗两个人。
    这居然是“春运”，还赶不上平时坐车的上座率，难道是该回家的人均已到家了吗？
　　陌生人社会当然不是要让人与人之间成为陌生人，而是说社会在一定的规则之下，这些规则的执行在一定的监督之下，这样无论是谁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虽然，现在的世界上或许不存在这样完美的国度，但是中国离陌生人社会还很远。最近看到吴敬链说，中国没有建立起法制市场经济体系。的确，我们的政府确定了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有着如此多的垄断，当国家控制了所有的资源、当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还没有被肯定的时候，市场经济便说不上。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市场火车票短缺的时候，大家都买不到票，但是铁路系统并不着急，因为他们更愿意考虑“关系”而不是“利润”。
     如果只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了。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现代和传统的区分，可以想像，即使是法律更完备和公正了，即使是真正的竞争建立起来了，中国人还是会保留熟人社会的一些特征。
     
    前两天看到一则报道，说新加坡的一个研究者发现，西方企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倾向于通过裁员来解决困难，而中国企业侧重于减薪，这样可以让许多人免于失业之痛苦。这或许是对人情味的正面的解读。

   可能别的国家的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春运，因为有如此多的人要回家过年，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对熟人和人情的一次大的温习，每年如此多的人回到家乡，去维护甚至加温许多“关系”。而这里面，中国人的亲情，孝心，对别人的关爱也就得到了体现。      


    1月22日，北京真冷，但是依然没有下雪。
    我们在拥挤的三环上走了40分钟，才挪动了7公里，所以只好改坐地铁。我们与所有从北京出发的迁徙者人一样，从北京站出发，向四周扩散。因为父母的眼欲穿。
   
     即使回到老家，我也是一个“客人”，因为我已经不能融入那里，事实上那里的所有事情与我无关。邻居的小孩们会好奇“他是谁”，然后听他们的大人讲一个遥远的故事。说实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也不认识。可怜的是，在北京，我也是一个“异乡”人，经常会被问到你是“哪里人”，当我脱口说我是“浙江人”，并被人在身上寻找那些虚无缥缈的浙江人的特征的时，就会迷茫，自己与浙江之间的关系。说的酸一点：自从我离开家乡，我就开始了“流浪”，如果非洲的动物的迁徙是为了寻找食物和水的话，我之春节回家，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寻求食物和水的迁徙。所以，更像是心灵流浪途中的一次短暂的停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