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訄书》

(《光明日报》2006/7/18，国学版)

章太炎对于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他身兼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但是要说以什么著作最能作为章氏之“国学”“代表作”，可能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

而在我看来《訄书》应不遑多让。

胡适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所撰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历数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著述史，认定只有七八种书够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资格，即必须系精心结构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论构架并自成体系者。他随之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归入他有着严格限定的“著作”之数，使之与享有盛名的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比肩。这算是很高的评价了，而其中所提到的《检论》则是《訄书》的再改本。

章氏弟子钱玄同曾对《訄书》的演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訄书》作于戊戌，改于庚子，至民国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检论》”，更具体的说，从1898年开始写作，1900年出了一个由梁启超题签的木刻本，许多人称这个版本为原刊本，同年还有一个未曾出版的“手校本”。1904年，经删改之后，在日本出版了铅字排印的“重印本”，封面的题签改成与他在《苏报》案中共患难的邹容。

一本书多次删改和修订，体现了作者思想的变化，比如“原刊本”有“客帝篇”到了“重印本”变成了自我否定的“《客帝匡谬》”，一般认为是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而出版《检论》时《客帝匡谬》一文又被删除了。

当然，《訄书》中最受人关注的还是《订孔》，是篇引用日本人的话，说孔子出于中国，是中国之祸，并将孔子定名为“古之良史”，而非“圣贤”或“素王”。从一定程度开启了近代批评孔子的潮流，许之衡说，《訄书》一出，“孔子遂大出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反正后来的吴虞、顾颉刚等批孔、疑古人士将章氏视为精神源头。

章太炎本人也因《訄书》的反满言论而遭到牢狱之灾，苏报案的审判罪状中赫然所列的便有《訄书》。

《訄书》文风古雅，甚为艰深，以至于林纾批评是把《说文》中的一些难字弄到一起，毫无价值。鲁迅先生在评论《訄书》时也说“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

而章太炎自己虽然在1911年他给蔡元培的信中说：《訄书》系旧作，“由今观之，不惬意者参半，涂乙增损，几过数万言，原书虽在，难为知者道也。”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十分在意，甚至得意的。1909年他在写给邓实的信中谈到，上海有人定近代文人五十家，其中有章，但章认为这些评论只关注那些比较流行的文辞，他说能代表自己的水准的是《訄书》。他说：“向作《訄书》，文实闳雅，篋中所藏，…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

然而，对于《訄书》，有一点必须得说，很显然章是希望借用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来解读中国的古典，这也许是近代所有“国学”著作所概不能外的，首先是因为“国学”之成立，本为外来刺激所造成，因此，以西解中来报存国学乃当时之共同追求，章算是先驱。其次，章作为古文经学的传人，面对继承今文经学之论敌康有为，难免会被论敌所牵制。正如朱维铮所说：“《訄书》自《订孔》以下论学术史诸篇，取舍褒贬，时见奇怪之论，原因即在章‘论学的箭垛始终在订康’”（朱著《〈訄书〉发微》）而台湾学者王汎森说：“在与论敌长期缠斗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同时被论敌制约形塑成一个特殊的风貌。”

《訄书》或许因其难读而使其并未如章氏其它著作般的拥有真正的读者，曲高和寡的结果也是章自己所预见到的。

对于《訄书》的整理注释，有朱维铮、徐复、向世陵、梁涛等不同版本可资参考。

（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