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起就决定从此以后只为自己的成长而念书，再也不要为了糊口谋生而念别人要我念的书。因为大学时自己打过自修的基础，而且在哲学的学习上有一位让自己心服的老师，所以我根本没有出国念书的打算。后来因为想要以教书为业，而工学院毕业的人当时不能教中小学与高职，只能拿着硕士学位去教工专，因此念了硕士。硕士毕业后意外地留在台湾清华大学当讲师，自己找研究题目，自己写论文发表，并且找时间继续思索自己的哲学问题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议题。

 

    这样的生活很充实，又可以跟一家人安定地生活在一起，因此不管先父如何劝诱，长辈如何督促，我都不肯出国。

 

    但是，当我被迫出国完成学位之后，我却经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出国。

 

    我给了他们三个出国的理由：出国是帮助自己看见自己能力的极限，其次是利用出国的机会了解书本和媒体传播所无法传达的异文化精神，第三则是利用异文化的冲突与反思来打破自己从社会上因袭的各种成见，让自己从更宽广的胸襟与视野来看待人生与社会，知道活着有哪些最值得珍惜与追求的事物。但是，我也要求他们一个态度：念博士是为了成全自己，而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或找到更好的职业；如果有一天因为念了博士而更难找到工作，绝对不能因此而后悔。

 

    留学的第一个理由： 看见自己能力的极限

 

    我在台湾新竹中学三年，记忆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跑后山3000米的越野长跑。我一向是个文弱书生，从来都不运动。平时在乐队有活动，可以不参加越野长跑的训练。一下子突然跑3000米，而且后半段是上上下下的山坡路，却还规定要在30分钟内跑完全程，对我根本就是不可能。我跑到上山的地方就不行了，大腿僵硬到根本提不起来，简直像是在腿上绑着千斤沙袋（长跑的人跟我说这叫“撞墙”）；却因为怕来不及30分钟内跑完，只好继续靠意志力艰苦地跑下去。大概又过了5分钟，脚好像麻木一样，失去感觉，也不再酸痛，竟然可以加快脚步继续跑完上坡与下坡的后半程。从此以后我知道一件事：人的潜力往往远比他所能知道的还更大，要事到临头才会被挤压出来。

 

    不过，后来我再也没有过这种经验，直到去剑桥。指导教授给我的研究题目纯属理论的分析与证明，不需要跑程式也不需要做实验。他的指示很清楚：一年内搞清楚这问题过去所有的争论，并且提出可以突破既有瓶颈的研究方向与初步构想，两年内开始产出可以发表的研究成果。他跟一位柏克莱电机系教授在这问题上已经争讼十数年而无法解决，却要我在一年内想出解法，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因为压力太大，我整天思绪不断，连睡觉和煮饭时都在想。我每天煮饭，因为只有在切菜时会怕切到手指头而稍微缓一下思绪，勉强算是休息。最夸张的一次是累得睡着了，却梦见这个问题的解法，然后在梦中跟自己讲：“赶快醒来！”于是半睡半醒地爬起来，写下脑袋里的方程式，又累得回到床上，却在梦里接下去推导公式，再把自己叫起来。就这样一夜起来七八次，直到第二天过了中午才真正勉强爬起来去洗脸。我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快去看昨天写的东西，紧张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虽然一夜半睡半醒写下来的东西有许多小错，但每一行看起来逻辑上都是对的，如果一直都这样下去，这个学术界缠讼十数年的问题就将要有解了！

 

    结果……真的是对的！一个晚上的半睡半醒，竟然把累积了三个月的线索和思绪全部整合起来，勾勒出完整的解题程序！我胡乱吃过东西，又倒头回去睡了一场大觉，睡掉三个月来不眠不休的疲倦，也因为我需要一个极端清晰、流畅的脑袋，才能够毫无差错地把已经勾勒好的解题程序一步一步地核验，并重新写下来。

 

    这一场大挑战给了我第一个出国的理由：看见自己的潜力。

 

    这个题目是英美两个最顶尖的大师争讼十数年解不了的问题，如果不是指导教授的要求，我没那个胆量挑战这样高难度的问题；如果是在台湾，我太清楚该如何跟老师互动，总想得出办法换一个可以轻松毕业的题目。

 

    还没去剑桥时，只知道陈之藩的书里说：念剑桥的都是天才（虽然后来发现那已非事实），因而怕自己毕不了业。我对英国人的脾气又欠缺了解，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婉转措辞来探测老师的底线，因此根本不知道做到哪里才会让他满意，只能完全不保留任何余力地拼命冲刺。三个月完成指导教授原以为可以做三年的题目，接下来却发现这问题的复杂度只够当一篇期刊论文，还不够当剑桥的博士论文。我回系上去找老师，他已经去欧陆公务旅行，还要三个月才会回来。于是我有了一个月的哲学假期，跑到哲学系去听了整整一个月的康德和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又跑去听哲学系博士生自己办的定期研讨会。

 

    一个月过后，老师还是没回来。但也不能一直空耗地等下去，只好自己从头想了一个题目和研究策略。两个月后教授回来了，我拿出针对第一个题目写好的论文给他，又跟他报告新的题目和初步研究成果。从此以后我每个月只能见他十分钟，因为他说我已经在“自转的轨道”上了。

 

    毕业前我又自己解决了两个难度相当高的问题。我也曾问自己：在剑桥的研究都是自己完成的，后来连题目都是自己想的，真的还有出国的必要吗？我的回答：是！若非剑桥之行，我不会有那个胆识挑战高难度的核心问题。若非剑桥之行，我不会有机会从欧陆访问学者那里知道欧陆的年轻人怎么念哲学。而且，若非剑桥之行，我不会知道台湾地区的人原来这么行！

 

    这种胆识与潜力的激发，跟当兵或上班大大地不一样。上班往往有机会超出体力的极限，却很难超出旧有的思想层次。我给儿女的第一个出国理由就是：不一定要拿到学位，但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藉着大师的指导（可遇不可求）或要求（通常跑不掉），在思考能力与思想层次上超越自己，把自己拉抬到能力的极限。

 

    在我的教书生涯里，找我念博士的学生很多，但是我的第一优先都是鼓励他们出国。我的理由是：绝大多数台湾的博士生就是外务太多，太懂得跟老师撒娇或赖皮，很难真的毫无保留地做研究。只有离开台湾这个熟悉的环境，以及被扭曲的学术风气，出国去一流大学，你才有机会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以及学术研究的本意。当然，我也会提醒出国的学生：如果出国还找中国学生多的指导教授，那也没太大意义，还是可以从学长那里知道老师的脾气和毕业的底线，不会真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留学的第二个理由： 去看看外国的文化

 

    我鼓励儿女出国，第二个理由是去看看外国的文化，了解自己在台湾看不到的层面。但是，不是去看伦敦的双层巴士或哈罗德百货（Harrods），那些东西电视上就看得到。出国，最好的礼物当然是去看电视上看不到，在台湾学不到，甚至连自助旅游都体会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值得的。

 

    但是，在我出国之前，其实我完全想象不出有什么重要的学问是我在台湾学不到的。

 

    我出国前台湾清华大学曾经邀请一批美国最出色的华人学者回来演讲。我很想知道这些人是否有一些我在台湾学不到的本事，所以刚开始时每场演讲都到，演讲结束时都问三个问题。很可惜，两位声誉斐然的学者都被我的问题难倒。第三位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数理逻辑大师王浩，他讲的是数学天才库尔特•哥德尔（Kurt Godel，1906—1978）的哲学思想。王浩算是我认识的华人哲学工作者中学养最杰出的，我也对他的演讲非常钦服。但是我曾经花了很多年时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数学的诡论和葛特尔证明（Godel's proof），因此提出来的三个问题也难倒王浩。这更让我觉得：读书毕竟还是要靠自己，出国只不过拿个头衔，看不出有何非要不可的理由。

 

    被迫出国之后，我选择了英国，因为那里最接近德国和法国。我原本只是希望去看原画，看建筑，却没想到最后的收获远远超过于此，我第一次从可以一起生活、交往的人身上感受到欧陆的学术传统。

 

    剑桥有很多学院，我挑的学院专收研究生（没有大学生）和访问学人，因此有很多机会接触欧陆来的学者。其中一位来自瑞典的理察（Richard），按德国学制的精神主修哲学和文学，曾经到巴黎跟过德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一年，到剑桥来是研究渥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美学思想。另外一位来自冰岛，吃饭时总是拿着一本美学评论，读起哲学的专业杂志就像在读《时报周刊》那么轻松。还有一位现在任教剑桥的英国朋友，研究的是拉丁美洲的文学与电影。把三个朋友拿在一起比，就可以看到欧陆（尤其是德国系）的学术传统跟英国迥然不同。

 

    英国鼓励大学生专注于一个领域去深入，较少鼓励学生旁通。但是理察的学习过程就让我很羡慕。瑞典的文科学术传统承袭德国，他们除了重视专业的领域，也重视相关学科的旁通。而且，他们的年轻人远比我们幸福：他们的美术史与建筑史是在欧陆各国看原作，音乐史是在各国的户外音乐会上聆赏，而文学史则是边读书边看着城市和人们的身影、表情。26岁以下的年轻人只要买一张廉价的欧洲青年卡（1987年时一张只要台币5000元），就可以不限次数地在欧陆搭乘飞机之外的一切交通工具，包括火车、跨城市的国道车、市区公交车与捷运，以及轮船。因此，理察的暑假通常是纠集七八个同好一起旅行，晚上睡卧铺车、青年旅馆或者在公园搭帐篷，食物来自大卖场或超市。他习惯于跟不同科系背景的朋友一起旅行，大家一起规划行程，在前往下一个城市的火车上或夜里，音乐系的朋友讲授跟下一个城市有关的音乐史，美术系的朋友讲美术，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专长的知识贡献给这个小小旅行团。理工学院的学生也常常加入这些小旅行团，介绍跟各个城市有关的伟大科学革命。

 

    这让我想起出国前读的海森堡回忆录《物理及其外部：挑战与对话》，物理学家海森堡高中时经常躺在谷仓上读柏拉图，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有一次去访问一位音乐系的朋友，被朋友的妈妈发现他的音乐造诣甚至高于自己的儿子，因而问他：“你为何舍弃音乐的天分，而去念物理？”他回答：“因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思想的革命。”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明相对论之前，跟朋友组织了一个“奥林匹亚科学院”，每晚聚在一起研究史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休姆（David Hume，1711—1776）、康德、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和波恩卡列（HenriPoincare，1854—1912）等人的哲学著作，希望藉此重新认识当时物理学界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现象。对物理黄金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人而言，不仅人文科系间没有门墙与藩篱，理工与人文之间也是没有国界。

 

    跟欧陆朋友的互动让我逐渐感受到欧陆学术传承的独特性：他们连艺术创作者也会因为物理革命的冲击而勇敢地开创全新的风格。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之后，39岁的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受到震撼而宣布了古典美术的结束和绘画革命的开始，而当时年仅23岁的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则准备要挣脱古典音乐的束缚，开启无调音乐的全新领域。

 

    去了剑桥，我才体会到：大学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它提供我们一个全方位的广阔成长空间，一切有益于开展生命格局的发展都成为可能。假如我们进了大学却只学到一个科系最基础的皮毛，真的很可惜！但是，要看见这样的大格局，恐怕还是要出国才有可能，我在台湾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学术社群。

 

    台湾不仅没有跨领域的学术社群，而且已经积非成是，很多人会一口咬定跨领域学习的人“在本业上一定很混”。仔细看看台湾的学界，我听过的“科技与人文的对话”确实都属鬼扯，跨领域的学习与对话确实都是肤浅的炫耀表面知识，或者媒体吹捧的学术神棍。不出国去见识真正的大师，的确很难相信有严肃、扎实的跨领域学术。

 

    留学的第三个理由：见识真正认真思考文化问题的人

 

    一个年轻人问我：真有必要出国吗？我给了他第三个出国的理由：在台湾靠书本了解欧洲文化，总是欠缺那么一点真实的人味，太苍白、抽象而没有血色。等到出国，见到那些真正认真在思考文化问题的人，了解他们的学术问题如何联接到他们的生活与情感，这才会真正地感受到欧洲文化原来是有血有肉，而不再是只有单薄的骨架。

 

    出国前我就已经对西方文化有许多的了解，熟读许多名家的小说，一些经典的哲学著作，也从清大图书馆的画册里熟悉他们的美术史，从录音带里熟悉他们的古典音乐。但是到了英国才发现：他们写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跟较熟的朋友互动时有另一套学术著作里看不到的东西。这才知道文化不只是著作，而是从著作到生活一气呵成的。

 

    出国前就知道英国人的保守与拘谨，反映在哲学上是我讨厌的实证风格。到了英国，才慢慢发现他们可取的一面。第一次的文化冲击来自一张火车票，上面写着：“We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thing beyond our control.”我想了很久，真的！谁能为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负责？为了改善我的英语发音，我曾有一个英语老师。每次跟他约下次见面，他都会给我一个时间，叫我“try this day”。我问他：“Will I see you or not？”，他回答：“Likely.”（应该会。）问了很多次，他才很勉强地说：“Highly likely.”（十之八九会。）每次我问他为何对这种小事都没办法敲定，他总回答我：你为何每次都以为未来的事可以事先敲定。我火大，每次离开时都故意说：“I'll see you on Monday at 9:00.”他会神秘地笑一笑，不置可否。我跟他铆上了，每次都刻意提前到他家门口，等着手表时针指着九的时候敲门。他也总是很有绅士风度地跟我说：“你真准时。”直到有一天，我的脚踏车链子断掉了，当天迟到。从此以后，我只好改口说：“I'll see you on Monday, hopefully.”

 

    因为一些机缘，我认识一位从曼彻斯特大学退休的人类学系教授，常到他家喝下午茶聊天。所谓的“聊天”，其实是非正式而又很认真地谈学术圈内的话题（不是人间是非与八卦），譬如台湾的政治、孔恩（Paul Moritz Cohn， 1924—200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20世纪60年代学生革命、亨利•摩尔（HenryMoore，1898—1986）的雕塑以及他们夫妻在非洲做过的田野工作。有一位剑桥退休的历史学教授偶尔会过来一起聊。这些英国人，学术著作硬邦邦，绝不谈“主观”的情感或好恶；但是坐在好友家里，话匣子一打开，还是对学术怀抱着一堆私人的情感与好恶，一点都不像书本上读到的英国人。

 

    出国前我有大中华文化情结，做人做事只问动机，不问后果，是伦理学上“动机主义”的典型。为此，我跟几位哲学系的朋友论争，他们举出两次世界大战各种爱国情操所肇下的残酷杀戮，说得我哑口无言。从此以后，才知道英国的拘谨、务实有其背后的智慧与考量，不是异文化的人可以随便批评的。

 

    在台湾，“欧美”并称，顺口得很。到了英国，才发现英国人跟美国人之间有很多心结，而且很多英国人不以为自己是欧洲人，而法国人跟德国人更是南辕北辙。这才真的了解到欧洲是个多元文化的地区，所谓的“西方文化”到了欧洲就变得太模糊而没有意义。

 

    这些点点滴滴，多半是要在当地当学生，跟当地人变成朋友，才有机会深入地交谈，从而了解。有了这些了解，以前在书上读过的会变得更加的鲜活。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吹遍全球的功利主义主导下，英美大学纷遭删减经费的厄运，也兴起把大学当企业经营的歪风。我在剑桥期间亲自体会到愈年轻的英国学者愈欠缺早期学者的传统学术风范，视野愈来愈狭窄并且急功近利；回国后在留美学人的身上更加感受到愈来不择手段的风潮，以及离学术传承愈来愈远的功利主义。

 

    台湾学界的歪风愈胜，愈值得出国去见真正的大师。可惜大师愈来愈少，名校里也不见得都是大师。出国费用愈来愈贵，有必要事先通过网络看清楚谁是值得亲炙教诲的前辈大师，并且想好自己要研究的领域和题目，才不至于贸然出国，却无奈地空手而回。

 

   ■ （摘自彭明辉著：《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累积》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d5b0650101b1p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