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收到美国会计学会国际会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多伦多大学Ole-Kristian Hope教授来信宣布我以《强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资本市场流动性效应研究》获得2010年度“国际会计全球最佳博士学位论文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不仅是因为该奖项在全球每年只评出一位获奖者，也不仅因为这是该奖项自设立27年以来全球华人首次获得，而是因为获奖的是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我的资历很浅，去年7月才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初涉学界的我，第一篇英文文章就获此殊荣，这得感谢清华大学夏冬林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Morton Pincus教授对我的无私教诲！

　　2003年，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同年被保送至清华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夏冬林教授。在我硕士一年级快结束时，夏老师根据他对我将近一年的观察，语重心长地指出了我性格的优缺点，并帮我分析何种职业更加适合我。此外，夏老师还以他多年在高校和实务界工作的经验，画出了我从事各种职业的成长曲线，认为我比较适合从事教育和科研。就这样，在夏老师的推荐下， 2005年9月我转为提前攻读博士研究生。2006年初，夏老师得知国家留学基金委有联合培养博士的项目，建议我申请并帮我联系了时任美国会计学会副会长的知名会计学者Morton Pincus教授，希望我成为他和Morton Pincus教授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幸运的是，我不仅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全额资助赴美联合培养博士，而且Morton Pincus教授也欣然接受了我，就这样我成了Morton Pincus教授有史以来收的第一个联合培养博士生。

　　2006年12月，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来到阳光明媚的加州，开始了我的国外求学之路。在夏冬林教授和Morton Pincus教授的联合指导下，我选择了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作为主要研究领域。随着我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一领域的了解和深入研究，我渐渐地着迷于这一领域。经过与两位教授反复商讨，2007年4月我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资本市场流动性的研究”。经过8个月左右的文献阅读、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我的论文初稿终于出炉了。我的这个研究发现， 23个国家（包括欧盟成员国家、澳大利亚、南非等）在强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后的资本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了，尽管各国资本市场流动性增强的幅度有所差异。正当我为这个结果欣喜雀跃之时，一个不好的消息传了过来，而这个消息也成为了我博士论文写作过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当我在加州大学报告我博士论文的初稿时，会计系的教授Charles Shi告诉我，好像芝加哥大学的Christian Leuz最新的一篇论文也研究这个题目。经过查阅，我发现确实如此。四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领域的知名学者Holger Daske教授、Luzi Hail教授、Christian Leuz教授和Rodrigo Verdi教授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Mandatory IFRS Reporting around the World: Early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也研究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强制采用之后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并且他们的主要发现与我的发现类似。

    我该怎么办？原以为我的文章研究了别人所未研究，还一直沉浸在发现新大陆似的欣喜中的我，突然知道我发现的不是新大陆，因为别人已经先我一步登上了那个大陆，我该怎么办？摆在我前面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现有的研究，另辟新的研究题目；要么迎难而上，挖掘出新的视角，在这个领域继续奋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相信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完美的。只要我发现了文章的瑕疵，就是我可以有所作为的开始。

    于是，我反复阅读了Holger Daske等人的论文，究竟阅读了多少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一天，我问自己：强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后资本市场流动性增强了，难道这真的说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质量高于其他本土会计准则的质量吗？如果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质量不高，资本市场流动性是否也有可能增强呢？试想如果全球采用的这一单一会计准则不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是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譬如说中国会计准则或者意大利会计准则，那么各国之间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方面的差异也会减少，各国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也会提高，进而各国之间信息不对称性会降低，资本市场流动性进而会增强。这是不因中国会计准则或者意大利会计准则的质量而改变的。

    但是前人研究均将强制采用IFRS的会计信息质量、资本市场流动性、资本成本和市场权益价值的变化归因于IFRS与其他本土会计准则质量的差异（文中定义为“质量效应”），完全忽略了由于各国会计准则向单一会计准则趋同而产生的各国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文中定义为“趋同效应”）。研究中遗漏“趋同效应”的后果是：如果“趋同效应”显著为正，那么以前学者的研究则高估了“质量效应”，即高估了IFRS的质量；如果“趋同效应”显著为负，那么以前学者的研究则低估了“质量效应”，即低估了IFRS的质量。无论上述研究结论是高估还是低估了IFRS的质量，对IFRS准则的制定者、拟采用IFRS的国家或公司等正确认识IFRS质量的负面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正确认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质量，我决定将博士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放在检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强制采用的资本市场流动性效应的成因上，即分析全球23个国家强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后的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增强是由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质量高于其他本土会计准则的质量（“质量效应”），还是由于各国会计准则向单一会计准则的趋同（“趋同效应”）。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困惑与恍然大悟之后，我的新博士论文初稿终于在2009年1月我回国之前完成了。

    与Holger Daske等人发现一致的是，我也发现强制采用IFRS之后，企业平均资本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了；但与以前学者发现不同的是，我发现强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总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并不是由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质量高于其他本土会计准则的平均质量造成，而是由于各国会计准则趋同于单一会计准则造成的。此外，我还发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强制采用的总资本市场流动性效应中的“质量效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显著为负，这说明投资者预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质量并非高于其他本土会计准则的平均质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改进仍然任重道远！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近的一些改革举措和对准则的修订也从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结论。

    从2007年4月选题开始到2009年6月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在这两年多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夏冬林教授和Morton Pincus教授一直在和我并肩作战。这一路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完成博士论文，更别提获得如此殊荣。感激他们的心，我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现在，虽然我已毕业，并已经成为了北京交通大学的一名老师，我和我的导师们还保持着很好的联络。

    在获奖高兴之余，我深感压力很大。国际会计全球最佳博士学位论文奖自1984年设立以来，秉承着注重创新、宁缺毋滥的原则，每年在全球候选者中只评选出一名获胜者。截至2009年，全球已有25位博士获得了该奖项，他们均毕业于国际知名大学，诸如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纽约大学等。作为首位华人获奖者，我深感责任之重大。我只有努力地工作，争取以最出色的工作业绩回馈我的两位恩师，回馈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回馈所有关心我、支持我和帮助我的人。

                     作者：姚立杰  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转自：http://www.cass.net.cn/file/201007292780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