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亲耕图》当代画家绘制
（图源网络）
历朝历代如何早春二月忙劝农
凡当过农民的，都知道早春二月春耕春播的重要性。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历朝多把勉励与督责民众抓住“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春播，作为各级政权的首要任务，由此形成了一整套通称为“劝农”的机制。古人所谓“内治之道，首在劝农”，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精辟概括。
一、朝廷发文作指导
每年早春，历朝历代皇帝都要发布“劝农诏”。现存史料记载中最早的劝农诏，是西汉文帝二年（前178）正月十五日颁发的，内容为：“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从此，孟春颁诏劝农成为汉家传统。后来历朝历代亦多将这类文件赶在春耕前发出，北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正月十五，朝廷颁诏，要求各级官员“宜行劝诱，广务耕耘”，“自后岁首必下此诏”，从此以后年年将“劝农诏”列为“中央一号文件”。
明代又有创新，变年年发布劝农诏令为月月传达最新口谕：曾任宛平知县的沈榜介绍说，每月初一，顺天府尹及所属宛平、大兴两个首县的知县，都要到紫金城会极门前聆听皇帝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最新口谕，府县领导再到承天门桥南，向事先集合在此的两县耆老“面谕”，然后“自畿内布之天下”，要求传达到“里长闾阎”即最基层，务使全国人民周知“德意”。
二，皇帝亲耕做表率
与此同时，历朝历代首先在每年早春择日祭享先农，以及与此配套的皇帝亲耕礼。亲耕礼在堪称“中央劝农示范田”的籍田里举行，故又称耕籍礼。亲耕场所也不完全局限于籍田。以汉代为例，汉武帝曾“耕于钜定”，汉昭帝曾“耕于上林”，汉明帝曾“耕于下邳”，汉章帝曾“耕于定陶”。虽然只是一种仪式，但主要是多方位地向臣民传递最高当局关心农业的信息。
与皇帝公卿执耒亲耕相呼应，各级地方政府也必须有类似的安排。各州郡县都有一块“东耕田”，供州县官员每年立春时行耕籍礼的身台。明清时，逢立春日，全县官吏齐集东郊，知县“亲自扶犁，绕春场一周，僚属亦次第仿行”。
（左上图）明朝皇帝亲耕图（左下图）皇帝亲耕图（年画）
（右图）清人绘制的《雍正祭先农坛图》（局部）
三、专设职官抓督导
早在秦代，中央到地方就专设职官劝农。西汉时，在中央层面设置了一批对口分管的劝农专员，各郡也设专职劝农掾，大抵每人要分管几个县的劝农工作。隋唐时，地方各置司田参军事及司田佐、司田史等掌劝农。宋代，劝农使职从临时差遣转为普遍常置，凡原官在少卿监以上的诸路监司、阁门使以上的知州，都兼任劝农使。范成大曾以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他在《离堆行》中诗云：“我昔官称劝农使，年年来激西江水。”
明代初，户部派员分诣各郡县劝农，往后在江南、山东、河南等主要产粮省区设劝农官，或在布政司设劝农参政，其下府、州、县各置劝农同知、劝农通劝农县丞，专掌劝农。《明会要》卷五十三记，嘉靖六年(1527年），中央令各巡抚所属官员凡是带劝农职衔者，“不许营别差务，督令举职，循行劝课。其未设官者，委佐贰主之”。至此，省府州县每一级政府都有了副职级别的劝农官。
四、第一要务勤考核
劝农目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除了田制、赋税、水利等相关环节配套外，跟国家重农政策的贯彻力度相关甚大。中央督责守令劝农的主要方式是考核，故许多朝代都把劝课农桑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第一要务”，并使之体现于对第一把手的政绩考核。
唐代各府牧、都督、刺史的六条基本职责中，“劝课农桑”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宋代州县官的考核标准为“四善三最”，其中劝农为“劝课之最”。诸路监司每年要选取管下知州、通判、知县、县令等一二把手中“劝农之绩”最好和最差的向中央报告，“以为殿最黜陟”。元代，凡汉地路府州县，概以劝课农桑为管民官基本职责之一并列为“五事考课”。明代太祖时定制：“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洪武中，日照知县马亮的考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结果被降职。
浙江遂昌石练镇淤溪村“班春劝农”典礼表演，中间为民间艺人扮演的县令汤显祖
五、国朝重农靠乡村
当然，劝农体系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乡村。汉代，各乡里都置若干勤于农事的生产能手为不脱产的乡村干部，通称“力田”。汉武帝时，州县推广耦犁法，首先对“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进行培训，并发给其新式农具，再由这些人向群众传授。唐代，以百户为一里，每里置田正一人，以“课植农桑”为主要职掌之一。北宋，由县政府任命富有经验的老农为“农师”，检视田亩肥瘠及播种什么为宜，然后会同三老、里胥等乡村干部进行动员，有劳力出劳力，有耕牛出耕牛，有种子出种子，“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农师不脱产，但享有“蠲税免役”的优惠。元代，在农村实行村社编制，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事者一人为社长，专司劝农。
明代，各乡推举“殷实德厚、为人所素服者”为“粮长”，其职责为每当春耕时节，便令田甲检视各家耕垦情况，每五天向粮长报告一次，粮长都要亲自检查。发现谁家的田还未耕作，就召田主来质问。如果确有缺乏劳动力、农具或种子等具体困难，热心给予帮助，并动员这户人家的亲戚借贷，等秋收后偿还。如果是偷懒或故意怠慢，则给予当众打屁股的责罚，“由是人相劝戒，垦田大增”。徐光启在追述“国朝重农”传统时，曾有描述：政府规定，各乡里都设置一鼓，遇农忙时节，里老每天清晨鸣鼓，敦促大家及时下田作业。有偷懒的，里老随时督劝，不服管教的要处罚。里老失职惰政，也要处罚。
六、敬农扶农赐荣身
历朝历代引导农民以农为荣政策中，实施最多且特具象征意义的是加赐爵级为“力田”，颇似后世的评比“农业劳动模范”。如南朝宋泰始五年正月癸亥、元徽四年正月己亥，皇帝“躬耕籍田，赐力田爵一级”。除荣誉性授爵之外，也有给物质奖励的。汉代文帝十二年春，特派谒者分赴各地慰问孝悌力田，赐孝者帛每人五匹，悌者、力田帛每人二匹。武帝元年，赐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三匹。有的朝代对孝悌力田给予赋税司法上的优惠，如宋代，对力田由州政府发给“身帖”，特许用钱财赎刑。有的朝代力田还可能成为一种当官资格，如清代雍正帝令各州县每年荐举一个“勤农作苦”的老农，由朝廷“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
当然，封建时代的早春二月劝农活动，首先以社稷、迎气、郊天、祈雨等一系列祭祀礼仪为精神层面上的支撑，少不了传统的祭祀神农、社稷祭祀等祭祀仪式，少不了春耕前祭祀土地神以及“鞭春牛”等民间习俗。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层面上的一系列劝农机制。除了本文所阐述的中央指导、皇帝亲耕、专设职官、考核激励等劝农机制以外，春耕期间减免赋税、向贫困农民提供农具和种子等政策支持，春耕期间农忙禁讼、保护农田等法律保障，由政府官员、贤达人士编撰农书、进行农时指导等农业技术指导更是不可缺少。纵观历史，历代历朝这些早春二月劝农措施，对当时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是有作用的，并值得今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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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5 07:3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