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汇博物馆内的熬波煮盐模型
（图源网络）
竹枝词说：吴盐如雪久知名
——“竹枝词里话申城”之三十九：煮盐史话
据最新报道，上海浦东新场镇将建盐文化体验馆。拥有13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新场古镇，蕴含着独有的盐文化资源。体验馆将还原盐商之家、盐乡生活场景，讲好盐文化故事，以此开展申遗并点亮古镇文化魅力。
说到上海盐文化资源，并非新场镇独有。历史上，上海东部一带就是著名的产盐区。自长江口的崇明岛，南迤达杭州湾的金山卫，濒海之地，遍地赤卤，盐田相望，素饶熬波之利。故自古以来，民以煮海为盐，制盐业向来发达，专门从事盐业生产的“亭户”、“灶户”遍布上海东部一带。作为一部“诗性”风土志的上海竹枝词，对此多有描述。
曾任光绪年间户部主事的顾翰（松江华亭人）在《松江竹枝词》中有一首竹枝词，吟唱了古上海产盐区煮盐的情景。
吴盐如雪久知名，场到青村辨始明。
莫使郎君穷海住，可怜有水煮难成。
竹枝词原注：“盐出下沙、青村等场，色白如雪，所谓吴盐也。自宝山至九团，谓之穷海，水不成盐。自川沙至一团，水成可煮。南汇沙嘴及四团尤饶。”从诗中可见当年盐场分布的大约情况。
据史载，上海地区位于东海之滨，在古代也是我国著名的海盐产区之一。早在秦代，现今上海市奉贤县柘林镇一带即“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西汉时，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饯，煮海水为盐”，其煮盐地点就在今天上海市嘉定县冈身内与冈身平行的盐铁塘。宋元时期，上海盐业生产盛极一时，在现今上海地区的辖境内当时共有江湾、大场、南跄、黄姚、清浦、青村、袁部、下砂、浦东等九处盐场，年产盐量达三千万斤之巨。
入明后，由于海岸线的东移及长江主泓道的南摆，致使沿海的海水盐分浓度不断降低，成盐海岸线日益缩短，江湾、大场两盐场由于水淡不产盐而罢废，黄姚、青浦则相继坍入江中。但明代上海地区尚设有浦东、袁浦、下砂头场、下砂二场、下砂三场和青村及崇明的天赐场等七大盐场。清代，上海地区产盐业的发展趋势大致如同明代也呈下落态势。有清一代，上海地区各盐场迭有分并和添设裁减，变化甚多。迨至清末，上海地区虽然也仍有七个盐场（横浦、浦东、袁浦、青村、下砂头场和下砂二三场及崇明场），但它们已不完全是清朝初年的那七个盐场了。顾翰的竹枝词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元代下沙盐场监司陈椿根据前人所作旧图增补而成的《熬波图》
煮盐为古代国家重大的经济收人，为朝廷所重视。盐作为一种特殊物品，在传统时代一直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所谓“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国家对盐实行专卖制，各地所产之盐及其贩卖地域皆有规定，名曰“行盐地”，亦称“禁榷地”。古上海的煮盐地称盐场或亭场，政府规定每年缴纳的税额叫盐课。清光绪年间上海著名士绅秦荣光写有一首竹枝词：
下沙自宋设盐司，添二三场正统时。
南汇一分场一并，邑无盐政课征谁？
竹枝词原注：“宋盐五十斤为一石，六石为一帒，输钞十八千。华亭境额十二万八千帒。元至正间，王艮《免场议》：“下沙五场岁办十三万八千三百余引。”（引，四百斤。）起解三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锭。正统间，添二场、三场，管灶户一万五千丁。岁办四万二千引有奇。雍正四年分南汇，凡场务皆隶焉。邑于是无盐政。”这段原注对元明清时期古上海盐产情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据史载，宋元时代华亭各场一直归属于两浙盐区，元时两浙征收的盐额呈逐年递增之势。从至元十四年（1277）到延祐六年（1319），40年间盐税收入增加了四五倍。此期，上海地区五大盐场产量增长很快，但元廷的盘剥也日益加剧。有史料记载：“至元间，两浙盐税计引四万至四十八万，松江十万有奇，民大困。”就盐额言，元代上海地区的税赋较宋时增加了许多。
明代实行了一系列奖励盐业生产的措施，官役民户或军士制盐，给生产费。明代前期，上海地区制盐业仍能保持一定规模，在上海县共设团11处，有荡3047余顷，计灶约15761丁，每丁岁办盐额1072斤。但明后期设总催，对灶户盘剥增大。明代制盐业的发达，使沿海地带兴起一批以集散海盐为主的市镇，八团、六灶、三灶、下砂、航头、新场等皆因盐业而兴。如新场镇，距下砂九里，“以盐场新迁而名”，歌楼酒肆，商贾炫耀，繁华程度超过县城。这些市镇吸引了众多客商，买纳走私，各显其能，贩盐成为当时最赚钱的行当，“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清代，上海地区产盐业的发展趋势呈下落态势。原有的各盐场迭有分并和添设裁减，变化甚多。虽然也仍有七个盐场，但今非昔比，早已不是清初的那七个盐场了。
《熬波图》选：（上图）捞洒撩盐（中图）上卤煎盐（下图）车接海潮
当年灶丁摊晒盐场，十分艰苦。有竹枝词反映了盐场灶丁的艰苦劳作：
量盛海水十分煎，老幼提携向市廛。
最苦疲聋霜雪里，一筐值得几多钱。（王丕曾《留溪杂咏》）
盐场盐灶南迁去，健妇肩挑自海滨。
却笑十家村里住，居然娘子养男人。（倪绳中《南汇县竹枝词》）
有旧志谓：“朝往暮归，洹寒时，海随迅烈，头面破烈；酷聚煎炼，火气熏烁，立赤日中，反党清凉。掘地得水，掬饮辄尽。”就连沿海妇女皆摊晒盐场，耐饥寒，健者行百余里，无业者赖以给衣食。有里谚：“五墩十家村，娘子养男人。”真可谓：“夏日苦热，赤日行天，则血汗淋漓。严冬朔风，则履霜蹑冰，手足皴裂。悉登场灶，无敢闲情。”盐民们的辛勤劳动，换来了白花花的盐。
元统年间（约1333一1335），下沙盐场监司陈椿，根据其前任所绘《熬波图》补成图说。《熬波图》为后人提供了这一带制盐及盐民生活的一幅幅珍贵画面：盖池开屋、开河通海、坝堰蓄水、就海引潮、担灰摊晒、淋灰取卤、打卤人团、樵斫柴薪、上卤煎盐、乾柈起盐、日收散盐、起运散盐，等等。凡晒灰打卤之法，运薪起盐之细，陈椿都作了详尽描写。陈椿文中许多地方流露出对盐民的深切同情。如“捞洒撩盐”时：“盘中卤干时时添，要使柈中常不绝。人面如灰汗如血，终朝彻夜不得歇。”再如“上卤煎盐”时，“炎炎火窖三尺许，海波顷刻熬出素。烹煎不顾寒与暑，半是灶丁流汗雨。”
盐业生产在上海地区从兴起，发展至鼎盛，再走向衰落先后持续近千年的历史，其中在宋元时期和明代上半期一直是主导产业。随着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激增，大量天然植被开垦为耕地，从而造成长江输沙量增多，成陆速度明显加快，海岸线迅速向东和东南方推移，一方面造成盐场不断迁移，引潮制盐愈发困难，生产成本越来越高，额定盐产量不断下降。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海岸线的远离，成陆面积不断扩大，土地含盐量不断下降，加之原来引潮运盐的河道经过历代先民的不断挖深、加宽，又富于农田灌溉之利，荡田变成熟田，一些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民开始变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始种植棉花和杂粮，农业代替盐业成为上海地区的主导产业。
昔日的盐场位置犹在，盐业已无，取而代之的是今日的现代文明和发展。但其影响已在上海地区的土地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将根植于上海的历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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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1 07:4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