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松江天马山三高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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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说:三高墓上白云横
——“竹枝词里话申城”之二十二:三高士墓
远离闹市尘嚣的上海松江天马山上,一条弯曲的山路引领人们走向一块幽静的墓地。这就是元代三位著名文化人杨维桢、钱惟善、陆居仁的最后安息地——“三高士墓”。
何为“高士”?“高士”乃“志行高尚之士,多指隐士”。上海松江“三高士”是世人对元末明初文人杨维桢、钱惟善、陆居仁的雅称。
据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一书介绍,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后号铁笛。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年七十五岁。父宏,筑楼铁崖山,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他把梯子抽去,使其子安心地读书五年,因之杨维桢自号铁崖。元泰定年中进士,为天台尹。他因为狷直忤物,十年不被调动。当时正值修辽、金、宋三史,杨维桢写《正统辨》,总裁官欧阳玄读毕叹曰:“百年后论定于此矣。”维桢诗文俊逸,独擅一时,称为“铁崖体”。他善于吹笛,自称铁笛道人,又称抱遗老人。有《铁崖乐府》。他的《西湖唱和竹枝集》,对后世竹枝之作有很大的推动。
陆居仁,字宅子,自号松巢翁,又曰松云野褐。松江华亭人。约元惠宗至元初前后在世。泰定间中举人,隐居不仕,以教授生徒为他的终身之业。与杨维桢、钱惟善相倡和。著有《云松野褐集》。
钱惟善,字思复,自号心白道人。钱塘人。卒于明太祖洪武初。元至正元年(1341),被推荐为儒学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退隐吴江三简川。又移居华亭。诗文妥适清茜,著有《江月松风集》。
三人皆元末人,隐居松江,殁后也先后落葬于天马山。明正统五年(1440),巡抚周忱重立杨铁崖墓碑。万历甲申(1504),华亭知县陆秉浩于天马山东麓封土修墓,移三高碑其上,始成先贤之墓。道光时华亭诗人唐天泰在他的《续华亭百咏·三高士墓》中写道:“寂寂干山麓,萧萧高士坟。坟清风吹绿,峻节媲三君。”这首诗寄托了人们对当时已很荒凉的三高士墓的感叹和对三位高士风貌的缅怀与追思。
清朝时期的诗人也以竹枝词抒发了他们对“三高士”的敬仰之情:
三女冈前青草生,三高墓上白云横。
夜深明月来相照,金粉文章孰重轻。(顾翰《松江竹枝词》)
巢松合作钱杨友,但掇巍科未受官。
以学先人负高节,终身不改旧衣冠。(汪巽东《云间百咏》)
前一首竹枝词中所说的“三女冈”,指今日奉贤区南桥镇北的一座土丘,其得名于“吴王葬女”的民间传说,是当地较为有名的一处历史遗迹。同样作为著名历史遗迹的三高士墓,与三女冈“明月相照”。这两首竹枝词吟诵了对三位高士风貌的缅怀与追思。
元代三位著名文化人杨维桢、钱惟善、陆居仁的画像
“三高士”都曾于元朝为官,但在元末群雄蜂起时,即弃官归隐。杨维桢由于兵乱浪迹浙西,游山玩水。张土诚招他去做官,他不肯前去,徙居松江。明朝统一天下,诏征遗逸之士修纂《大明集礼》,杨维桢在被召之列,但杨维桢说:“岂有老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不奉诏,作《老客妇谣》以明志,决心不事二主。在宋濂所撰的《杨君墓志铭》中,称杨维桢“俨然有晋人高风”,“不论远近,皆知君为宽厚长者”。陆居仁、钱惟善也都恪守儒行,隐居林泽,清高自持,与世无争。
杨维桢游寓上海期间,对后学士子颇多提携、点拨,游于其门下者其众。其中的周之翰,博极群书,尤精《易》学;卫仁近,从杨铁崖游,常以才子称之。华亭人陆居仁,以《诗经》中泰定丙寅乡试,后隐居教授,殁后与杨师同葬干山东麓;朱芾,也为铁崖门人,才思飘逸,千言立就,工于草、篆、隶书,后官编修,为中书舍人;顾彧,亦曾游于杨维桢门下,其诗文豪整,有古风,后官至户部侍郎,著有《上海县志》4卷。
在元、明之际,“三高士”对华亭文坛艺苑的贡献亦功不可没。杨维桢在华亭璜溪吕良佐家主“应奎文会”,评定甲乙,一时文士毕至,倾动三吴;又手定由天台人赖良主编的《大雅集》八卷,收俞庸、全思诚、张守中等28人诗;为静安寺僧寿宁选定出于众手的《静安八景诗集》。“三高士”在华亭峰泖留下了不少踪迹。除了陆居仁本身就是华亭人士,杨维桢曾应干山“春远轩”主人钟和之请,撰《春远轩记》,而本人也在泖滨建有“光渌亭”作为避暑之地,并赋有《泛泖》诗。杨维桢在干山还筑有“看剑亭”,此外,其手植双松,后人为其建“双松台”,成为干山的又一景观。钱惟善则有《九峰》各咏,又有《三泖》诗传世。“三高士”门人麇集,诗风大盛,群贤云集,峰泖间人文荟萃,大大推动了诗词、戏曲、书法、绘画事业的发展,对上海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三高士墓历尽沧桑,屡经兴废。一些敬仰三高士的文人多次修整墓地,其中的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号眉公,华亭人,隐居小昆山,著有《小窗幽记》等文集)劳苦功高。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陈继儒“复为葺理,竖立穹碑”,并摆出收藏至今的杨维桢所戴铁冠,具牲醪以祭,拜奠于三高士之墓,曰:“众墓累累,湮山填谷。先生之宫,尚卫樵牧,来奠一觞,春草空绿。异代知己,慰而幽独”。可惜,三高士墓至清代已是碑墓俱毁,墓地荒芜。有竹枝词叹道:
干山高士墓无门,几处残碑土一墩。
春草复青狐兔散,千年故鬼尽衔思。(陈全浩《松江衢歌》)
清代以后,三高士墓早已消失。幸运的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天马山林场工作人员才依据史料所记方位,在山顶一块平地上用青砖垒起三座墓冢,现辟为三高士文化纪念园。三高士墓位三墓毗连:南为杨墓,其西二丈处为陆墓,陆墓西北一丈处为钱墓。
“三高士”志同道合,他们之间的友谊与交往,从杨维桢的《风月福人序》中可见一斑。他在明洪武初年所作的《风月福人序》中自称:“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间殆且二十年,优游光景过于乐天。有李五蜂、张句曲、周易痴、钱思复为唱和友”,文中的钱思复便是钱惟善。此外还有一篇《送如一翁归曲江草堂序》,也是杨维桢为钱惟善暂归故里饯别时所撰的文章。
如今,天马山遍地丛林,萧萧绿竹长陪高士英魂于九泉之下。“三高士”为何先后长眠于天马山,或是生前有约?或是立有遗嘱?今天人们都已不得而知。然而。这里湖光山色,三高士在他们生前游历的地方,在这块他们深爱的土地,生同游,死同眠,也是符合他们的心愿了。
上海松江天马山三高士文化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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