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中的医家与药铺画面
（图源网络）
宋朝“三结合”治疫的历史借鉴
——古代防疫抗疫（宋朝篇）
北宋皇祐四年（1052）春正月，全国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却很少。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宋仁宗的警觉，即询问政令传达和执行的情况，并规定凡是有关州县疫情的公文及臣僚的奏疏，开门司、进奏院等均不得阻留，直达于上。这年冬十月，宋仁宗又下诏令，命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条陈放恤之术。由此可以看出，宋朝政府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通过规范这些机构的职责，保证中央和地方防疫政令的顺利畅达。
据史料统计，
两宋320年间共发生瘟疫49次，平均6.5年一次。特别是哲宗元祐七年（1092）五月，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高宗建炎元年（1127）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高宗绍兴元年（1131）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孝宗隆兴二年（1164）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宁宗嘉定二年（1209）夏，“都民疫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
总之，疫病流行对宋代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和流动，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分战争的进程。同时，疫病流行造成的无序状态和饥民暴动，给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迫使宋政府不得不去思考解决和应对疫病的方法与措施。在汲取先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宋朝又依据本朝的实际情况，颇有创意的采取了将政府、医家和民间力量紧密结合起来的“三结合”治疫措施。
一、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责任主体作用
宋朝320年历史上，政府曾颁布过190条应对疫病的诏令，采取医学、经济和政治的措施加以积极应对。其中头一条，就是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本文开头所举北宋皇祐四年宋仁宗关注疫情奏报的史例，说明政府重视建立健全的信息流通渠道，包括疫情的收集、上报、接收、处理、传播和使用。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快速地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病防治中采取积极的措施，并控制谣言、迷信等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同时，除了进行传统上的下诏罪己，封神祭祀，还采取了除赴以时，以避炎瘴的做法。宋朝已经认识到时令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故要求上任的官员严格按照时令来确定上任时间。如景德四年（1007）四月癸酉，宋真宗“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巳已，宋真宗下诏黎州、雅州、维州、贸州等瘴气流行严重地区的官员，按“二年一代”来加以换任。此后，“二年一代”逐渐成为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期地方官吏、军队驻防和驻泊医官换任较普遍的时间。
二、国家医疗机构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
宋朝的中央医疗机构比较完备，设立有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设置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瘟疫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调派，担负了治疫的核心力量。
一是派医诊治，施散药物。疫病发生时，朝廷命令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等派遭医学人员前往疫病流行区巡诊、赐药，向朝廷汇报疫情流行情况并提出应对建议。如淳化三年（992）五月，开封发生大疫，死者甚众。朝廷选派良医诊治病人，发放汤药，赐钱五十万贯作为药费，派内侍中黄门一人监督医治。皇祐元年（1049）二月，河北发生疫病，宋仁宗“遣使颁药”。至和元年（1054）春正月，汴京疫，宋仁宗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绍兴二十六年（1156）夏，临安疫，宋高宗令翰林医官院配制小柴胡汤，医活者甚众。
二是隔离病人，防止传染。宋朝在隔离病人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如熙宁九年（1076）春，两浙路吴越一带发生旱疫，“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越州知州赵抃建立“病坊”，专门收留患病之人。元祐四年（1089），杭州发生大疫，杭州知州苏轼建立“病坊＂，隔离防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崇宁元年（1102）八月二十日，宋徽宗下诏在各地建立“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汤药、饮食也分别置办。南宋时期，对患伤寒等传染病死亡者实行隔离和火葬措施，有利于防止疫病的扩散。
三是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南宋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福建泉州任职期间，看到泉州城内水沟湮阏，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州人时常发病，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命人清理沟渠。乾道二年（1166），吴芾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时，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民病途潦，吴芾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上图）《临安年市图》（中图）官办药局图（下图）惠民和剂局的医方
三、民间力量是防治瘟疫的基层和辅助力量
宋朝社会民众包括民间医家、僧人、道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救治的范围大多集中在乡村地区，以个体活动较多，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尤其在疫情流行较为严重的时期，地方乡绅、民间医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因分散在村社，救济活动更为直接，往往在官府到达之前率先对疫病采取初步救治，发挥的效果亦较为明显。
民间医家一方面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积累经验，亲撰医书，精选各家名方，简化官府医方，将医药知识应用于临床治疗。宋朝一些生活在民间的儒士，精于医道，熟知方脉，也撰有大量的方书，后世称其为儒医。他们的医家方书，不仅收载了大量的奇方、验方、效方、秘方和家传方，而且也保存了大量防治瘟疫的医案和临床诊疗情况，弥补了综合性方书的不足。
宋朝宗教人士也是防治瘟疫的重要力量，主要包括僧人和道士，他们大多精通医学，熟悉本草、矿物等药物学知识，在治疗疾疫、麻风病、天花病、热病等疾病方面有突出的疗效。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两浙路常熟县爆发大疫，常熟县明因禅寺禅师释绍瞻积极加以救治，“应病用药，其徒以此亲。施无厚薄，均福田相，乡人以此敬”。
宋朝一些地方乡绅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主动拿出私人钱物和粮食，赈济病民。如大观三年（1109），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岁饥且疫”，一些乡绅“出奁中金以瘗之”；宣和年中，两浙路秀州嘉兴大疫，一些乡绅“日挟数仆，持药物自随，以饮病者，穷闾委巷，靡不至焉”“而后已所全活，不可胜数”。
疫病的发生、流行和防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总体上来看，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措施是较为成功的，它将政府、医家和民间三方面的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其采取的医学和政治措施，不仅有利于控制疫病的传播，而且也将传统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我国治疫史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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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7 01: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