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晋祠李世民与大臣群雕像  （图源网络）

唐太宗淘汰冗官下了哪些狠招  

      唐承隋末大乱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民户凋残，唐初政府直接控制登记在户籍上的户口，与原来隋代户口数相比，“百不存一”。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户籍上的户口“比之隋时，才十分之一”。然而，唐初的政府机构却非常庞杂，官员冗积。唐高祖武德年间，各路豪杰先后归降。唐高祖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结果使唐朝的州、县数目比隋朝多出两倍。武德以来，地方官有“十羊九牧”之说，意为十个老百姓九个当官的。所以，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掌握政权后，就深刻地认识到革新吏治、精简机构、淘汰冗官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与房玄龄等大臣研究精简机构问题，阐述了他的淘汰冗官的崇论闳议。首先，唐太宗语重心长地阐明了淘汰冗官的重要性：“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根本方法，最重要的是审慎用人。因才干授予官职，务必减少官吏的编制。接着，他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措施，并命房玄龄等制定详规予以实施。

      一是裁并机构，以官择人。首先，裁减中央机构人员。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经过周密的计划，将中央机构所设置的文武官员裁减了四分之三，将原有的二千多人精简为六百四十人。同时还规定，自此以后，倘若有乐工以及其他从事杂务的人，即使技艺超过同类人员的，也只能格外奖赏钱帛作为鼓励，决不能超员授给他们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对“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其次，减少州县建制数量。将原来的三百六十州并为三百三十一州，这样州府减少了三分之一，县市减少了一半。至贞观十三年（639），州府设置减少到三百五十八个，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个。经过逐年精简机构，初步解决了“民少吏多”、“官不得人”的问题，收到了节约开支、减少财政支出的效果。

      二是量才授职，各当所任。在精简机构、淘汰冗官的同时，唐太宗又实施了才行取人、选贤任能的措施。他提出的人才标准非常全面，兼顾才与行两个方面，打破了仅在强宗望族中取人的狭小圈子。贞观年间，在京师建成由国子监领导的学校体系，吸纳各个阶层子弟入学。同时频繁地开科取士，吸纳精英到官僚集团。对于官吏的任命，唐太宗特别注意地方官吏中都督、刺史的人选，他不仅亲自过问、亲自选定，甚至将他们的名字和政绩写在屏风上，以便进行黜陟。他还做出决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

      三是严格考查，严惩贪贿。作为淘汰冗官的主要手段，唐太宗对州县官吏坚持全面而严格的考查。从贞观元年（627）起，朝廷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十个监察区划，不定期地派出朝廷大臣到各道巡察，考察地方官员的善恶，并根据其政绩加以谪升。其中贞观二十年（646）中，刺史县令以下的地方官，有上千人因政绩不佳而受到惩处，七人因犯罪被处死，二十人则受到提拔。

      四是编制立法，量定员位。颁布关于编制法令和健全官员铨选考核制度，以保证精简机构任务的完成，是唐太宗的又一有力之举。贞观元年，唐太宗颁布《纠劾违律行事诏》，同步起草修订《贞观律》，其中的《职官令》和《职制》，对政府机构、官员的设置和配备，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不按编制规定人数置官和不慎重选官的人，按违规情节予以处罚。如“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如一等，使人徒二年。”

 
西安大唐不夜城群雕之一：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研论国事

      唐太宗“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主张和做法，在贞观年间政权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贞观政要》记载：“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以上记载，可能有所夸大，但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吏治较好，刑罚不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当是事实，后人对此多有赞赏。

      元代学者戈直在注释《贞观政要·择官》时，对唐太宗的“省官”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尝论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何也？易于选择，上不至于失人；俸禄易供，下不忧于厚敛；权任专一，无避事苟免之患；员数不多，无纷更生事之忧。官冗则四者反是。”他还说：“太宗何以致是哉？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意(追逐名利，如跑官。)二曰裁嬖幸(靠关系受宠幸而当官的)……盖奔竞之风盛，则员多而缺(官职的空额)少，官不得不增也；嬖幸之门多，则私恩无所施，官不得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戈直这番评论，可谓鞭辟入里，对今天亦颇有意义。

      中国历代王朝采取的淘汰冗官行动，都是以克服“官职冗滥”现象以解救政治危机。历史上许多次改革曾经提出的政治任务。往往正是目睹了“官职冗滥”或者“吏员冗滥”的严重危害，才使得有识见的政治家痛下改革的决心，并且在推行改革的事业中将裁汰冗员作为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作为调整政治关系、改善行政管理的手段，执政者也重视推行“淘汰冗官”的政策。尽管在中国帝制时代，“淘汰冗官”政策的推行往往不能十分彻底，但是唐太宗淘汰冗官、精简机构的论述和举措，至今还闪烁着执政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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