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画像》（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藏品）  （图源网络）

武则天置匦鼓励进谏还是告密

      大唐垂拱二年（686）三月，也就是武则天为后三十年并即将称帝前四年之时，武则天下令“铸铜为匦”置于洛阳宫城之前。“匦”字读音为“轨”，是可以投递信件的匣子。铜匦分为四面，分别涂以青、丹、白、黑四色，各有投信开口。朝东青匦名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朝南丹匦名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朝西白匦名曰“申冤”，有冤屈者投之；朝北黑匦名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技者投之。为此，唐政府特地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名曰“匦使院”，隶属中书省，并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分别负责，称为“知匦使”。每天日暮时分，所有投状都由知匦使送上，“专知受状，以达其事。事或要者，当时处分，余出付中书及理匦使据状申奏”。

      对武则天这一投匦制度，与历史上对她毁誉参半的评说一样，史学研究者历来存有争议。

      褒扬者认为，武则天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意见箱”，是广开言路，鼓励谏诤之举。武则天的投匦制度丰富和发展了唐代谏议制度，增加了一个有效的进谏渠道。唐代的谏议制度是比较丰富的，面谏、廷议、章奏、封驳、诗谏都成为实现谏诤目的的手段，特别是武则天“铸铜为匦“，成为了唐代非常有特色的一项谏议制度。武则天“置匦”求谏，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酝酿已久的。早在上元二年（674），在《建言十二事》论政方略中，她就提出“广言路”的思路，以后在其《臣轨》中又专设“匡谏”一章。垂拱元年（685）二月，武则天下令：“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击鼓、石者，令御史受状为奏。”凡有谏词或冤屈者，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到朝堂击鼓、敲石，朝廷将受理并上奏。以后发展为投匦制度，这对于保证言路畅通，审理冤滞、下情上达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贬责者认为，武则天发明了今天所说的“检举箱”，是飞短流长，鼓励告密。武则天规定无论贵贱亲疏，均可告密，任何人不得干预。还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告密的待遇十分优厚，所谓“五品食”，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同时，武则天还亲自接见告密者，对所告之事，如果符合旨意，即可破格升官。如所告非实，亦不追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 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所以，武则天的投匦制度对告密成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究竟如何看待武则天的投匦制度，笔者认为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观察。

      从时间先后来讲，“置匦”是在徐敬业举兵反武之后。光宅元年（684）二月，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并迁于房州。立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武则天临朝称制，自专朝政。同年九月，徐敬业、徐敬猷兄弟联合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以扶持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举兵反武。此后，垂拱二年（686）三月，武则天下令制造铜匦。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徐敬业之反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保家教敬业作刀车及弩，敬业败，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由此可见，武则天是在徐敬业举兵反武之后接受鱼保家建议置匦的。《资治通鉴》中“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一句，道出了武则天置匦的真正目的。

      从政治环境来讲，“置匦”是武则天加强政治控制力，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的一项措施。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初，政敌众多，政治形势严峻而复杂。虽然徐敬业举兵反武不到三个月就被平定，但是武则天却由此产生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她认为李唐宗室、朝廷大臣，乃至天下大多数人都在反对自己。在此情况下，武则天迫切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乃盛开告密之门”，于是投匦制度在这种广开言路、告密成风的形势下应运而生。

陕西乾县城北梁山乾陵武则天墓

      武则天的统治以任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门而闻名史册。她先后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一大批酷吏，掌管制狱，如果被告者一旦投入制狱，酷吏们则使用各种酷刑审讯，能活着出狱的百无一二。这样，随着告密之风的日益兴起，被酷吏严刑致死者不断增多。如当时任麟台正字的陈子昂曾揭露的那样：“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奸恶之党，快意相雠，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 于是，在朝廷内外便形成了十分恐怖的政治气氛，以致于大臣们每次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诀别，整天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难之中。此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莫过于“铜匦”设计者鱼保家了。因他制造的“铜匦”里收到了一封指控他“为徐敬业做兵器，杀伤官军甚众”的告密信，被武则天下令逮捕并处斩，和“请君入瓮”的周兴堪称那个时代自作自受的一对宝货！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武则天“置匦”历史时，有过一个客观的分析。武则天执政时，官场腐败到了极点。譬如高宗时，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残。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通敌论，动加杀戮。故“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然而，“设铜轨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纵容与发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统治者的不自信，其本质是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已，往往是伤害无辜，败坏政风，危害极大。故所谓武则天投匦制度不必称羡，更不能“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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