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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法失败的原因

(2016-08-03 21:47:02)

摘要:

    在作为明朝统治基础的里甲制度崩溃的情况下,张居正是在强化皇帝一元化统治的方向上,抱着对国家的忠诚以对付危机。但是在收到增加税收、提高行政效率等积极效果的同时,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压抑了六科的监察权,强化了巡抚、巡按,进而通过他们对下级官员的管理体制,从而使得权力集中于内阁,企图把明王朝打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考成法就是保障内阁行使权力的产物。

 

关键词:

考成法   监督   言路   “天下之公”


 

 

万历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为革除政治弊端,挽救国力日益衰微的大明王朝,张居正开启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张居正改革”。而其中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考成法”,这也是最受争议的改革举措。关于“考成法”的内容,这在万历元年十一月,张居正上奏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可以看到其概要。“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科督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奏明旨,或覆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具先酌量道理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若各该巡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策,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避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①根据张居正的提案,六部、都察院的上奏,得到皇帝批准后的事项,在通达到各部门的同时,视问题的紧急程度、地方的状况,要预先设定期限,每月末进行检查。对拖延的工作,就要追究责任。如果巡抚、巡按等官员拖延执行,就由六部进行揭发,六部、都察院有问题,就由六部的六科进行揭发,而如果六科有问题,就由内阁进行揭发。官僚的考成也就是工作的评定,以此为基础来进行。

 

一、考成法取得的积极效果:

(1)增加财政税收,充实国库

          考成法的实行,对地方官员的工作形成了硬性的工作指标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税收的收取成果。没有达到税收指标的官员会被参奏,知府会被降调。于是地方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就不得不采取更为强制的措施,积极开展税收工作,拼命征收滞纳的钱粮,扩大税收成效。凡各级官员工作没有做到位,都会受到相应监督部门的弹劾,包括征税。所以在各级地方官大力催征,保证了税收指标的实现,国库丰盈。从而保证了大明对鞑靼、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斗争的后勤保障。

(2)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办事效率

     由中央到地方、由内阁到六部,实现层层监督,并配以严格的惩戒制度,对办事不利的官员,轻者降职,重者罢官,对于做了十年冷板凳才得到一官半职的官员来说,自然不愿丢掉金饭碗,于是在上级或监督部门的监督下,无不尽力工作,一改原来懒散的工作作风,开始忙于政务。各级官员的工作直接影响了整个大明政府的运行,考成法的实施,实现了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监督,从而将政府权力统归于中央的内阁,实现了中央集权,上令下达,保证了国家重要决策的落实。

(3)整顿吏治,净化了官员队伍

张居正的考成法,就像一面“照妖镜”,根据官员们的工作效果,革除了相当一部分的庸官,同时也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官员。明朝政局建朝伊始就危机四伏,权臣、宦官控制政局的局面接连发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投机取巧的官员众多,张居正接手内阁的时候,面对的是政局不稳、民不聊生的复杂局面,控制当前局面不想更坏方向转变,主要的一点就是对政府官僚机构的革新。借助考成法,一大批不作为或无能力的官员被清除,使得明朝朝野重新焕发活力。

 

二、考成法的消极效果:

(1)繁重的税收造成百姓困顿,埋下明末的流民隐患

明朝多荒年,农民收成不足,但是明朝政府的税收并未减少,所以明朝一直存在严重的税收滞纳问题,各地方官员出于各种原因并未采取严厉措施催缴只拿钱粮。“中材之士,身家之念重而民之念疏,钱粮一日未完,则俸一日不开,俸一日不开则罪谴一日未释。彼之处心积虑,设法杖并者将无不至,而民之椎膏折髓,彼暇顾哉”②考成法的实施,打破了原有局面,地方官员为完成征税任务,不得不开始催缴滞纳款项。虽然神宗即位的时候,就发出免除隆庆元年为止的未纳税粮,免除从隆庆二年到四年未纳钱粮三成的诏书,但是却完全没有达到效果。同时,为了保证实现税收征收工作的100%完成,各地方还出现了用短尺丈量土地以虚增土地亩数,增加征税的情况。如此一来,强化了对民众的的收夺,这样民众陷入越来越苦的地步,只能流离失所。

(2)强化了专制统治,压制了言官及社会言论

张居正的考成法,乍看,只是工作程序的严格化和程序化,加强了工作监督,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最大问题就是“各该巡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策,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避者,臣等举之”这一部分,这就使得本来只是皇帝的顾问机构而没有任何实权的内阁,站在官僚政府体系的顶点,成为行政上的最高权利机构。在这样的内阁下,六部给事中、御史等言官,丧失了对君权都具有的弹劾权和监察权,被放到了内阁的监督之下,言官失去了言论自由。

    在张居正体制下,以考成法为大棒封杀批判张居正的言论,作为其中重要一环,是对学生的弹压。学生常常对政治发表激进言论,对言路弹压越是严厉,学生言论自然也就越发激进。明朝的阳明学认为,有良知之物皆是平等的,为了普及致良知的学问,书院大为流行,在这些书院集结起来的,主要包括生员层的知识分子。于是对学生的弹压也就主要是对书院的弹压。万历七年一月,张居正下令封锁书院。“户部奉旨。近来抚按官有行,都只以虚文塞责。这变卖书院土地等项,都依限造册报部,选入考成查参”③对书院的弹压开始通过考成法用强制力来实行,连为了经营书院卖掉学田也作为官僚考成的对象。于是,全国六十四所书院被迫关闭。其中包括南康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吉安文江书院等。

(3)钳制言论自由,限制了近现代民主思想的发展

    在后张居正时期,后来的东林党人,在主张监察权独立的同时,主张从言官开始放开言论,扩大言路,使“天下之公”反映到中央政治上去。这个“天下”,是把与各个地域性利益相关和具体问题相关联的“地方”包摄在其中的“天下”,是不仅仅包括士大夫,而且在理论上连草莽匹夫也包括在内。君主权应该由“天下之公”来规定,为此设置的言论管道,就是言路。如果说张居正的政治体制是从上而下的话,那么东林党人所追求的就是自下而上。或者说,张居正是想从中央控制对方,东林党则想有地方控制中央。这样的对立,一方面使得东林党人受到严厉的制裁,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④东林党人开始逐步走上政治前台,开始了明王朝因之覆灭的党争。

 

 

 1 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  2 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


 万历元年十一月,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颁行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罕见。在其当日,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套官吏绩效考核体系。  半年后,万历二年六月,按照这套制度考核并完成任务的一批兵部———国防部官员,已然受到赏银、提级与加薪奖励。  再过半年,万历三年正月,54个官员则受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涉及未能按期完成的工作事项273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级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  此后,在一批批官员受到奖励的同时,也不断有人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除公职等处分。譬如,万历五年十一月,有48个各级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闲住,即强迫退休。于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诿的状况大为改观,帝国萎靡不振的官场“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文支塞”———朝野内外兢兢业业,没有人敢于用虚话、套话应付差事。


 

以考成法为骨干的张居正政治,与其个人的刻薄性格相合,更增加了其力度,一度变成了恐怖统治,胁迫着官僚。在这中间,考成法之于大明政权的巩固虽然有着积极的效果,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不能小觑的,考成法对税收和滞纳钱粮的收取,尤其与丈量的结合,使得民生凋敝,大量百姓流离失所,更多的流民游走于各府道,加剧了明末的流民之灾,造成了明末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另外,围绕考成法引起的弊端,后来的东林党人与张居正开展了对抗,最终以东林党人的失败告终,但是这却间接地催生了东林党的产生,拉开了明末党争的序幕。而在某些方面作为中国历史上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代表的东林党,其言论遭到张居正的弹压,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作为封建的大明王朝维护者的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之路晚到了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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