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中官府宴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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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活驴肉的贪官何以极尽豪侈
清代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中记载有这么一段史实：乾隆年间，山西巡抚王亶望特别喜好吃驴肉丝，为此他的厨房中有专门饲养驴的人，养了好几头肥而健壮的驴。每当王禀望要吃驴肉时，厨师就在驴身上找一处最肥美的地方，直接用刀割一块下来，立即烹调好送到王亶望面前。驴身上被割了一块肉的地方鲜血淋漓，厨师就用烧的通红的铁块烙一下，于是血就会立即被止住。
王亶望还喜好吃鸭子，而且必须是填鸭。他也有专门养填鸭的人，饲养方式与都城的填鸭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不让填鸭活动罢了。蓄养的方法是：取酿制绍兴酒的坛子，将坛底敲掉，把鸭子放进坛中，然后用泥土封住坛底，使鸭子的头颈伸到坛口之外，再用动物油和饭喂养。当然，坛子后面要留一个洞，供鸭子排粪便用。这样养上六、七天，就可以养得很肥很大了，这种鸭子的肉非常细嫩，像豆腐一样。如果王亶望偶然想吃豆腐，就要杀两只鸭子熬汤，然后用鸭汤煮豆腐，这样才能送给他吃。写到此地，姚元之叹道：“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终也。”王亶望生活奢侈到这种地步，真不知他的这种奢侈有没有止境！
王亶望的奢侈生活，在清朝官场绝非个别现象。有清一代，自康熙中期以降，社会安定，有所谓的“康乾盛世”之称，社会上吃喝之风盛行。上层社会，官场交往，腐败与奢侈并行，形成了清代特有的豪奢之风。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吃喝风盛行，以宴席种类繁多记录，有烧烤席、燕菜席、鱼翅席、鱼唇席、海参席、蛏乾席、三丝席诸名目。以碗碟多少大小记录，有十六碟八大八小、十二碟六大六小、八碟四大四小等。以应酬之繁，当以京师为最。王公大臣、八旗贵族和士大夫之间的官场交际、往来酒宴，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当时有人叹曰：“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即使是地处偏远的甘肃兰州，也是“宴会，为费至巨，一烧烤席须百余金，一燕菜席须八十余金，一鱼翅席须四十余金。等而下之，为海参席，亦须银十二两。”
另据《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道光年间出任陕西督粮道的张集馨曾记录了当时陕西官场的“吃喝风”百态。其中介绍了所谓的“戏筵”，即“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所谓“传戏”，即每次都分两个戏班子，设两台戏。所谓“备席”，就是准备菜肴。作为上席，有五桌酒宴；作为中席，则要准备十四桌酒宴。上席的菜肴中必定要有燕窝和烧烤一类的高级珍品，中席也要备有鱼翅、海参等山珍海味。上席的五桌是绝不能少了鱼的，西安地处内陆，活鱼非常少，一条大一点的鱼，就要四、五千文钱。其他的珍贵难得的食物，如白鳝、鹿尾等，也一定要设法买到，否则会被客人认为粮道吝啬。其他的官员也切勿怠慢，如副都统、总兵以及没有多少往来关系的，一般不用大的宴会接待，只需送点酒菜就可以了。然而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但因必定带有各城大官的书信来，粮道不能冷落他们，也要送给他们四道菜肴、两道点心。
无怪乎，有学者说：在中国饮食发展史上，帝王与权臣贵族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而最好的美食总是首先出现在帝王与贵族的豪华筵席上。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与权力挂钩的，史料显示，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经相当完备了，直至清代，官场上的豪奢饮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亶望只不过是其中一位佼佼者而已。那么，王亶望凭什么吃鸭专门吃“填鸭”，吃驴临时来“活剐”呢？正如王亶望被查抄后自己承认的那样：“我自己家资本本不多，所有现查出的银物大半都是婪索得来的。”事实就是如此。
电视剧中清朝官场满汉全席场面剧照
王亶望在历史上的出名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乾隆朝甘省折监冒賑案”。乾隆三十九年（1774）甘肃各地开捐，当时任山东布政使的王亶望被乾隆调补甘肃布政使，受皇帝之命亲自主持捐监。这次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为白银，这样就为王亶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王亶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办理“捐监”事务。蒋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甘肃各级官员利用“捐监”，几乎个个中饱私囊，而王亶望贪污最多。后来查抄王亶望名下资财，除珠宝玉器衣服及田产等项不计外，所有查出的金银数目及铺面估值变价银数“共银一百零八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两二钱”。
在甘肃主持捐监期间，王亶望权势大增，贪欲爆发。据王亶望本人后来供认：我得过属员银两甚多，所以外人编个口号（民谣、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事实确如所言，没有银子，要见面都难！乾隆四十二年三月，鞏昌府知府潘时选赴藩司衙门要见王亶望未果，后送银一千两递进，才见到王亶望。至于勒要属员物品，让属员代买皮张、衣服、古董等他从来就不给价。他属中随从的很多亲戚报捐监生，他从来不交银子，只叫属员填给实收，银子就算在了属员的帐上。他供认，在甘藩司三年任内，送银送物给他的人多得连他也记不清。正如他的下属常常议论的那样“王亶望无人不向婪索”！作为藩司，他还将每年本应发给各州县用于运粮赈灾的“脚价银两”三万二千两，装入自己的口袋，并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属员对他的孝敬”。
王亶望之所以如此贪婪，如此嚣张，就是仗着他手中的“生杀”大权。他说过：“有州县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灾分报多些，有些州县待我平常的我就不准他多报”。他推行“竞定分数开单派各州县照单开报”，目的就是使各州县官多给他送银送物品。王亶望要盖房屋，为赶在上冻前建好房屋，皋兰县知县程栋令工匠用热水和泥，计费银二万两。作为对程栋的回报，每年灾赈报销时，王亶望就让程栋多报一二万石赈济粮银。于是，各州县官纷纷效法，送银的名目繁多，什么节礼银、盘费银少则几百两，多者上千两。设想，如此权势，吃活驴肉、吃填鸭又算得了什么？！
“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禀望”。这桩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的集体众贪大案，震惊朝野。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伪灾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此案牵连布政使及以下各道、州、府、县官员一百一十三人，追缴赃银二百八十万余两，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最终，王亶望、蒋全迪被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其余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斩首五十六人，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乾隆帝坦承，查办此案实在出于无奈而不得不办，在办理过程中也不忍大办。捐监是此案的诱因，冒赈是其必然结果。后人评论，乾隆执法之严为前代之罕见，然而“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王亶望大案显示大清江山衰败之势已是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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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活驴肉的贪官何以极尽豪侈 （博客日报首页“文学长廊”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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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9 09:0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