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画意的江南古代园林  （图源网络）

“厅堂园榭”之喻看学者国学素养

——读袁枚《随园诗话》笔记

    闲来读些介绍民国时期学者大师的文章，由衷地被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所吸引。比较今天的一批学者以及所谓的大师级人物，总觉得无论学识还是气质等方面与这些老前辈们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犹如我辈赏花品茶的水平一般，能品出个好差优劣，却说不出个道道来。近日，翻阅袁枚的《随园诗话》，读其中一篇，犹如醍醐灌顶，顿觉感悟。

    袁枚在他的名著《随园诗话·卷十》中讲道：

    “学问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闑,类书如厨柜，说部如庖福井匽,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是皆不可偏废。”

    这段话的大意是：学问的道理，《四子书》好像是窗户，《九经》好像是厅堂，《十七史》好像是卧室，杂史好像是东西厢房，注疏好像是门框，类书好像是橱柜，说部好像是浴室、井台，诸子百家诗文词好像是书房花园。厅堂卧室，可以待宾客；书房花园，可以养神娱乐。现在有博通经史却不会写诗的，就好像有厅堂大厦，却没有花园亭榭的乐趣。能写诗却又不通经史的，像有花园亭榭却没有正屋高堂一样。因此它们都不能偏废。

以“厅堂园榭”之喻联系到前人所谓的“诗学”与“诗功”之说，这就说通了。

    中国诗界有“诗学”与“诗功”之说。诗学，指诗词创作规律的理论探讨；诗功，指诗词的创作实践。也有一说，有“中国大儒”誉称的清代学者沈子培（沈曾植）曾说自己：“吾诗学深，诗功浅。”意即“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谓作诗少也。”虽对“诗学”诠释有所不同，然“诗功”谓诗词创作之意，大抵相同。依袁枚所说，诗学如“厅堂”，如同供人住宿的厅堂卧室是庭院的建筑物一样，它是诗歌学问的理论基础，需要经史子集的根底和对历代诗、文的总集和别集的刻苦钻研，如同庭院中的厅堂、门窗、卧室、厢房、橱柜、浴室、井台等建筑与家具的组合。诗功如“园榭”，如同供人游赏休息的花园亭榭是庭院的花园一样，它是诗歌的本原，需要诗人以激情满怀的诗句表达心中的欢乐、忧郁、愤怒与思考，必须具备思想素质和写作技巧，如同庭院中的树木、花草、假山、水池、亭阁、水榭等植物与建筑的组合。“厅堂”与“园榭”二者缺一不可，皆不可偏废。

    这里，袁枚对判断是否是真“国学”学者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而很深奥的标准：既要博通经史，又要会写诗。

    古代文论家，包括诗论家，首先都是作者、古文家、诗人、词人。唐白居易作诗论《与元九书》，宋欧阳修作诗论《六一诗话》，清袁枚作诗论《续诗品》，同时他们的诗词作品誉满诗坛。再如南宋的严羽，既是诗论家又是诗人，他作有诗论《沧浪诗话》，倡诗要有“别材”、“别趣”，同时他又善作诗词，留有《沧浪诗集》。以现当代学者而论，王国维就是最著名的诗论家和词人。

    我粗略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但没有去读他的《人间词》。这是“知词话而不知词，是知末而不知本”也。王国维著述丰富多彩，《人间词话》是他的代表作，以标举“境界”、又有“隔”与“不隔”之论著称，被美誉为“明珠翠羽，俯拾即是”。《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而以“真”为审美标准，《人间词》就是王国维为实践其“境界”论的创作。王国维对自己的《人间词》极为自信，谓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他还放言：“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由此可见王国维的作词水准，非一般词人可比。

    对此，我想今天的人们是会有不同看法的。比如，有人或许会问：文论家、诗论家非得是诗人吗？对此，我会很遗憾地告诉他：今天的所谓“家”已经大多做不到了这一点了。然而，作为文化学者，学会写一点诗总是有益的吧。对今天的文化学者来说，除了专业以外学点写诗似乎更为重要。观察现今的文学研究者特别是诗论家是令人遗憾的，他们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而不是从创作到理论。这样的文学理论家，就如袁枚比喻的那样：“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他们的文字缺少情趣和说服力当在情理之中。当然，今天的文化学者涉及面比前人要广阔得多，还应包括音乐、赏画、品戏等等多门类的艺术欣赏和创作。但我认为，赏诗、写诗是首要的。学者对诗的兴趣，正是发展观察能力的内驱力。诗歌创作过程是一路想象创意的旅行，写诗可以活跃创造性思维，促进创造力的发展，起码可以丰富文字情趣。

    再比如，有人或许会问：学写诗，非得是写古体诗词吗？我认为，今天而言，学写诗不一定非得写古体诗词了，现代诗（五四以后亦称为“新诗”）的各种体式如自由体、小诗、象征派、半格律体、散文美诗、现代主义、乡土诗、朦胧诗、实验诗、新古体诗哪怕打油诗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最好你下点功夫学写一点古体诗为好。五四以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他们一面是新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一面又不能忘怀于旧体诗词。如周作人、郁达夫颇爱旧体诗词，且创作数量可观，水平也属上乘。鲁迅虽表示不喜欢旧体诗，但他所作的旧体诗竟达四十多首。我们读过鲁迅的旧体诗，也是上乘水平的。林语堂一生主要从事散文随笔等创作，但他创作的二十多首诗词中，大多是旧体诗，且别有一格。

 
清代大学者袁枚名作《随园诗话》图片

    当然，假如有人读完我的这篇文章来问我：“阁下如何？”这倒一下击中我的“软肋”了！于我来说，甭说古体诗词，就是现代诗歌也难以写出的。但我想，既然写博，与诗文打交道，应该也要向写诗的博友学点写诗，在自己干枯的陋室里栽一些鲜活的花草。然而，我想，作为普通博客作者，写不写诗，只是兴趣而已，悉听尊便。但是对文化学者而言，是因为他们承担着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重大使命，他们的文化修养水平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质量，真的应该学写一点古诗为好。这是因为，如今我们广大读者对他们的现状很是担忧。

    前几年，复旦大学招收“国学天才”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姑且不论此事引发的高考制度优劣之争，也不论“国学天才”的得奖论文是否涉嫌抄袭之辨，单说这位自称“天纵之才”考生的一首诗，便使我对他有所失望。这首题为《读〈全集〉兼怀静安先生》的“七字唱”，甭说平仄，就连韵脚都不会押，可见他不懂诗。又读胡中行先生一篇关于中国古典诗词鉴赏的讲演，他举例说到近年高考时出现了一篇被称为“史上最牛的高考作文”，全文用古体诗写成，共102句，就连前言后记都是文言的，镇住了当地的阅卷老师们，于是得了满分。胡先生认为这个满分是很不应该给的。因为既然是用古体诗，那就要用古体诗的标准去衡量。而这首诗在这方面的谬误不下几十处。这两个例子，是不是可以说明当下自认热爱国学的学生不懂诗，也说明我们高等学院的老师教授也不懂诗？正如揭露“国学天才”一事的方舟子所言：“我们可以原谅一个没有才气的年轻人的狂妄，却很难原谅复旦那几位国学教授。当今国学水平之低再次超出我的想像。”

    前些年，上海有个著名高校搞了一次对联大赛，当时入围500多幅作品。中文系几位老师终审后看法惊人地一致：建议一、二等奖空缺。为什么？就是因为尽管同学们很有才，但是不会写对联，不懂规律格式。这样的“对联”拿出来会出洋相的。中文系学生如此，那么，“国学”学者如何呢？有报道说，在为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著名学者举行的葬礼上，写的两幅巨型挽联不仅平仄混乱、对词混乱，还多次重复用到同一个字，这副挽联根本就像是一副标语。这种挽联出现在两位“国宝级”文人的高规格的葬礼上，实在有损中国作为“诗的王国”的形象。当下，不少“国学”学者热衷于写书出书，上电视讲课，可是你看过他们写过一首古体诗吗？有著名的“电视教授”也写过几首古体诗词，可是其诗词水平让读者实在不敢恭维。还有刘心武先生续写红楼梦引发争议，且不说续写是否符合原作意图、情节发展，也不说是否符合原作叙事风格、行文章法，更不说是否符合原著“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面，且论续写的诗词创作，寥寥几首也就是个打油诗水平吧，就像“孙悟空变土地庙——露出了尾巴”。

    总而言之，人们是在担心我们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存在的严重缺失，甭说“园榭”早已不是“姹紫嫣红”，“厅堂”也快要“断井残垣”了。我们对“国学”学者“诗学”“诗功”的要求，是否可以看作是广大读者对他们的一种期盼，是否可以看作是“国学”学者应当承担的一种历史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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