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总在曝光后·漫画
（图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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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为何总是慢一拍
——阅报随话（124）
中国人过春节讲究的是吃，亲朋好友聚餐免不了谈论些南菜北肴、刀工技艺、色香火候。然而现在的首要议题必是食品安全，一桌人一谈论起来总是忧心忡忡，因为大家担忧下一个有问题的食品将是哪个？！果然，春节过后不久，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又成为公众关注热点。煮熟的鸡蛋黄，怎会如橡皮蛋一般坚韧不易碎？疑似“注水肉”检测合格，腌制过程中为啥会渗出那么多水？天津水产市场“注胶虾”已出现多年，各地销售的冷冻虾有没有问题？“红牛”饮料的真相是什么？……
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质问：为什么由监管部门主动公布的少之又少？为什么我们的监管体系不能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前“未雨绸缪”？为什么当媒体揭开食品安全事件的一“角”后，权威部门在回应“密切关注”的同时，反馈结果又往往要“慢一拍”？
有业内人士称，中国的食品质量问题已经进入了集中爆发期。然而，诸多食品质量问题又往往是在媒体曝光以后才被监管部门重视的。从去年曝光的“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瘦肉精”猪肉、“牛肉膏”事件，到以前披露的“三聚氰胺”奶粉、“大头娃娃”奶粉、“假葡萄酒”事件，其中暴露出的“马后炮”监管并不少见。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从当年3月起三鹿集团、有关部门就陆续接到消费者反映，在前期长达四五个月时间内，各级检测机构先后多次对三鹿奶粉进行检验，“均未发现问题”。直到9月被媒体曝光后，地方政府和企业才开始“彻查”。2010年底的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中，当地的假葡萄酒业存在多年并形成了“造假一条龙”，甚至带火了当地的酒精、食品添加剂及制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标签厂家，而当地的监管部门竟“浑然不觉”，直到被曝光才开始“迅即”介入。在疑云未散的“瘦肉精”事件中，有关部门排查后对外界称，确认的“瘦肉精”阳性生猪主要集中在河南济源周边四县市。而“巧合”的是，媒体所曝光的也是这四县市。一些百姓不由得心存疑虑：“搞调查的媒体掌握得这么准？没被曝光的就全都让人放心吗？”上海盛禄食品公司非法使用色素生产“染色”馒头被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迅速进行了查处。然而疑问却并未随着调查结果公布而消除。一个馒头从生产到销售再到最终上到百姓餐桌，需要过企业内控、质监、工商等诸多关口，但遗憾的是，安全监管防线“集体失守”！
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上一贯“慢一拍”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检测标准严重滞后。我国1996年出台《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其中规定禁止将“苏丹红一号”作为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生产。但10年后发生苏丹红事件后，国家仍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有关“苏丹红一号”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再如，安全调查严重滞后。当监管部门收集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信息后，都必须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然后再通过上级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严格审批，在最大程度地保证消费者利益和国内市场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卫生部门才发布相关的产品安全警告或提醒。在如此众多环节下，安全调查怎能及时发动？信息披露怎能做到公开性及时性？还如，执法查处严重滞后。由于现行法律及配套的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对食品安全犯罪打击力度不足以震慑犯罪。影响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查获的涉嫌生产销售数十吨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的主犯，最后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且缓刑三年，这怎么能够足以制止这种犯罪行为的继续发生呢？！
监管部门成了稻草人·漫画
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上一贯“慢一拍”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有客观上的原因。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和生产经营方式及社会环境因素是质量问题频频出现的“温床”。如食品和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问题，就是由于食品的原料或农产品来自于千家万户，使生产加工企业无法对农药残留实施有效控制造成的。只要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不改变，对产品的农药残留上不超标是无能为力的。再如目前我国共有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40多万个，而检测监管人手相对较少，快速和常规检测能力不够完善，监管难度确实很大。也有机制上的原因，食品行业产业链条长、环节多，而政府的监管力量分散，职权交叉。人们常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九龙治水”，没有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的有效机制。现在各地为消除食品安全监管中卫生、质监、工商、药监、农业等部门分段管理造成的“缝隙”，已经成立了区域内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协调，并开通食品安全举报电话一口受理。尽管如此，真正的“无缝衔接”还要假以时日。但公众更认为，主要的还是监管部门自身存在监管不严、执法为利的原因。
从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看，一些监管部门“在办公室看样品”成为“监管习惯”。“瘦肉精”事件中，还曝出“让养猪户自己取样送检”的尴尬。更有甚者，少数监管部门和工作人员将能不能创收作为管与不管的取舍标准。在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就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为利”。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反映：“现在的财政供养机制不是很顺，收费罚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约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就从收费、罚款中出。我们现在变成了‘养鱼执法’，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罚款的目的本来是加强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处，然而在一些基层监管人员那里，罚款竟然“生财有道”。这位食品审查员举例说，执法中即使发现造假也不能罚死，罚太狠了，下年找谁收钱去？本来罚10万元的现在罚1万，企业交了“保护费”，焉有不放之理？所以，在这样的怪象下，监管人员快与违规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了。据了解，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浙江一名基层监管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有的年份几个月可以不干活。因为“前期努力”，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创收”任务。
同时，从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虽然部分人员确实存在失职、渎职行为，但法律法规对于如何判定监管部门是否履职到位，缺乏明确界定。每次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监管部门“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肇事者，但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的失职却易被忽视。所以，公众认为，在进一步加强基层监管部门人力、设备和经费保障力度，让罚款与部门利益脱钩，严禁罚款返还、变相“坐收坐支”等措施的同时，对发生严重食品安全事故的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一定要追究行政责任，有关人员和领导不能免责。强化监管应成为当前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应从问责“查处比曝光慢一拍”的现象入手，铁腕查处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执法腐败、部门牟利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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