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仅仅是讲“劫富济贫”吗

　　中国社科院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石昌渝

    问：最近在看电视剧新版《水浒传》。有人说，从表面上看《水浒传》写的是动荡社会中官逼民反、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江湖故事，骨子里却是呼唤社会公平、反抗封建统治。请问，108位好汉究竟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水浒仅仅是讲“劫富济贫”吗？

    ——上海宝庆路 俞安东

    答：时势造英雄，梁山108位好汉的“产生”到底有何时代背景？请看梁山忠义堂前竖立的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论语·季氏》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个“道”，就是以周天子为诸侯共主的封建等级秩序。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道”的内涵就变成皇帝专制制度及其秩序。但无论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是把人分成若干等级，规定人人要“安分守己”，君要施行仁政，臣要敬君治民，民要纳租税、服徭役。如果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相应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就是天下无道。

    《水浒传》开头说，宋朝从太祖皇帝传至哲宗，“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自端王做了皇帝，情况就发生变化。这位皇帝喜欢踢球，居然把一个破落户的浮浪子弟高俅提拔为太尉，执掌朝廷兵权。《孟子·离娄上》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高俅这样一个市井无赖一下子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有德有才的人便要遭殃了。八十万禁军中，先有教头王进弃官逃亡，继而林冲大难临头。

    问题在于，高俅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天下乌鸦一般黑。西北的渭州，市井一个卖肉的郑屠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占金老头之女，并勒索钱财，受害人“无处告诉”，鲁提辖路见不平，挥拳打死了这个万恶的“镇关西”。但是，强权欺凌弱小妇孺，官府不闻不问，鲁提辖为民除害反倒成了海捕的罪犯，显然官府是在给郑屠之流维持秩序。山东阳谷县的暴发户西门庆，勾引武大郎之妻，又毒死武大郎。时为县都头的武松，侦知兄长被害真相，握有人证物证，却在衙门里告不倒西门庆。西门庆与县官达成钱权交易，导致武松告状不成，只好诉诸私刑，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从此走上江湖。

    宋江是郓城县押司，小小书吏却满腹经纶，素有大志。他在浔阳楼所题《西江月》说：“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在这唯亲是举、徇私废公的年代，以宋江济弱扶贫的性格，可以博得江湖美名，却休想在仕途上有所寸进。加之官民对立的社会情势，其仗义行侠反倒惹来横祸。义释晁盖，祸患便接踵而至；不想上山为寇，最后却不得不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朝廷不是没有纲常法度，君主专制制度内不是没有纠劾机制，选拔考核官吏也不是没有法定途径和程序，但在《水浒传》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虚设。

    水浒中的无道天下，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一时代里发生的种种情节，甚至包括一些非人的野蛮行径，折射的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痛苦而纠结的人性挣扎与秩序冲突。它试图呈现的不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景象，而应该是对《水浒传》创作时代的社会写照。《水浒传》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形象地展示了腐败的专制社会官逼民反的历史真实，同时鲜明地塑造了林冲、鲁智深等一群具有反抗精神的艺术形象。通过描写绿林好汉“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水浒传》讲出了历史和人生的“大道理”。有论者尝试用“清理阶级队伍”的方法，审查108好汉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履历，从而为梁山和《水浒传》定性，其实是走偏了方向，不符合文学艺术表现生活的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替天行道”和汉末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有很大不同。宋江不想把赵家皇帝拉下马，黄巾军却要改天换地，推翻刘家皇帝取而代之。事实上，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几乎没有不想当皇帝的，连孙悟空都说“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李逵也主张打到东京去，夺取赵佶皇位。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以说是农民起义中的异类。有人说，不反皇帝，就不能算农民起义；即便是农民起义，也只能算不彻底的农民起义，或者叫机会主义。

    梁山的“替天行道”只是想恢复圣君、贤臣和仁政，并没有想根本改变社会制度和摧毁旧秩序。他们在梁山泊内实行某种程度的“等贵贱、均贫富”举措。贱如牢卒的李逵与贵如周世宗嫡派子孙的柴进，贫若渔户的阮氏兄弟与富若河北大财主的卢俊义，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大碗喝酒，大秤分金，不过都是在一个非常时期和有限空间之内罢了。一旦招安，108人的官爵地位就会等级分明开来。

    宋江坚信宋徽宗只是暂时被奸臣蒙蔽，一心向往招安，还去攻打方腊，最终仍被朝廷治死。这一“大结局”深刻地表明，一切农民起义，在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没有出现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之前，都不会对自己的前途有科学的设计。他们失败了是一个悲剧，成功了不过是制造出一个新的皇帝，依旧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