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的把持

当下的文坛，就作家作品而言，越来越觉得毕飞宇的创作是值得信任的，事实上，他也总在不断地给读者以惊喜。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已于近日揭晓，毕飞宇以小说《玉米》击败了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其入围作品是《被偷换的孩子》），成为继姜戎（《狼图腾》）和苏童（《河岸》）之后第三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但这些年中，不少人对文学创作深感失望，甚至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对之很多人都想辩驳，但又每每心虚气短。而此番毕飞宇的获奖，就或可使我们的文坛一舒郁闷之气。

获奖后的毕飞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得很实在：“我们对文坛要有耐心，毕竟每年都有好作品出现的概率太低了，几乎不可能。”可笔者更注意到的是他随后的表述：“写了一二十年，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我总是将耐心用到最强时才写。”想到的毕飞宇《青衣》、《平原》、《推拿》等一系列作品之所以为人所称道，感到这一句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获奖感言”，同时也点出了我们眼下的文学创作最缺少或最难以把持的其实就是耐心。

“耐心是一株很苦的植物，但果实却十分甜美。”这是一句德国谚语，很显然，要想获得甜美，前提就是忍受得住或经受得起。所以说到耐心，又总与苦心、诚心、毅力、自制以及精心、雄心等联系在一起，几者间相辅相成，日臻完满。文学创作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艺术地认识生活并表现生活的过程。无论是观察体验生活，还是艺术地构思，以及最后的艺术传达，都是一种需要耐心才可进行的极为艰苦的创造性劳动。

事实上，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侥幸偶得之物，而是百般雕琢乃至惨淡经营的结果。这也正如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其《金蔷薇》中所说的：“我们，文学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这些无数的细沙，把它们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至于创作者应有的职责或使命，还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最有感染力：“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二十年之后，会因我写的小说而哭、而笑和热爱生活，那我愿意以毕生精力来写它。”而如此愿望的达成，首先得仰仗的就是足够的耐心，自然，耐心的背后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诚恳与坚韧。左思呕心沥血，《三都赋》十年乃成，终使洛阳为之纸贵。曹雪芹虽“举家食粥酒常赊”，但为了《红楼梦》，依然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歌德作诗剧《浮士德》，竟是延续了六十年之久。钱锺书对《围城》也曾作过多次修改，涉及内容变动达上千处。正是有了对《围城》的耐心打磨，最终导致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经典的诞生。《中国在梁庄》作为一部非虚构类作品，近来好评如潮，而作者梁鸿则回顾道：“这样一个乡村调查，我已想了好多年。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花了五个月时间，在自己的村庄住下，感受，体验，最后才形成这样一个书稿。”已坚持写作三十年，终以《我和你》、《扎根》、《知青变形记》等长篇小说在文坛独放异彩的作家韩东，对创作更是有着特有的感悟：“以前相信天才，后来相信大师，现在我相信匠人，也只想做一个匠人。在写作的要素上我现在排第一的是工夫或者功夫，功夫是要花工夫才能获得的。下面，才排到方式、方法、技术之类。才能排在最后，虽然它是我们开始启动的资本。”

但现在很多的写作者一旦“启动”之后就不能停下来或慢下来，甚至一味地以“速度”为上，个把月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年内出几部作品，已绝不是偶或一见的个别现象。虽才三四十岁的年纪，但创作总量在五百万字的作家已比比皆是，总字数超过一千万的，也大有人在。其实这里边的“倚马之才”并不多，多的是因时风所致而变相地领会了“多文以为富”的纯粹以数字换钱的人。

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指出，“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实是道出了文学创作的一种规律，也暗示着文学价值的某种生成密码。一些有才华的创作者受名缰利锁的束缚，长时间粗制滥造，所谓的临文以敬，想必已是荡然无存。歌德就曾对雨果因一度写得太多而痛心疾首：“他那样大胆，在一年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而且他像是为挣得大批钱而工作。我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的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多做些工作才行。”再对照我们眼下绝大多数的所谓等身著作，乃至浩繁卷帙，顾彬的“垃圾”之论，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