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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

　　近期有关河南天价过路费一案闹得沸沸扬扬,随着关注度的不断提高,此案开始展现出十足的戏剧性,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可谓现代版的“拍案惊奇”了。

　　设关卡收费,绝非今人发明,历朝历代均有,且是古今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收费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这收费没有一个规则,那就跟“剪径”无异了。

自古至今,中国人出门做点生意真不容易

　　远在老子出关的年代,收过路费与逃过路费的博弈就开始了。史载:春秋以后各国统治者就开始征收过境税,大多是暴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度废除了关税,汉代也没有关梁之征。三国后又在水陆要道征收通过税,称关津税。唐代前期再次废除关津税,安史之乱后一度在江淮堰塘商旅经过处收税,称埭程；德宗时又正式规定在诸津要道都会之所征收财货税。到宋代,商税已成为国家重要收入。北宋时,市税称为住税,通过税则称关税,行者赍货,每千钱课税二十。到了明朝,关税开始细化。明初,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通过税。刚开始时,关于课税货物之品目无明确规定,故各征税官任意征税,其结果一车一船一货一物,无不征税。

　　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规定:凡军民之家,嫁、娶、丧、祭时节送礼物,染练自织布帛及买已税之物,或船只车辆载运自己货物,并农用之器、各处小民挑担蔬菜、各处溪河小民货卖杂鱼、民间家园池塘采用杂果非兴贩者,及民间常用竹木蒲草器物并常用杂物、铜锡器物、日用食物,俱免税。这个减免范围划分得较细较广,就如同当今为鲜活农产品运输开辟绿色通道。

　　但是好景不久,万历(1573-1619)后关卡增多,税监四出,肆意掠夺,致使商旅绝迹,对当时商品经济是重大打击。

　　清沿明制,设户部税关、工部税关数十座,主要征收货物税,包括衣物税、食物税、用物税、杂货税四项,于通过舟船之地,兼收船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频繁,政府对关税的管理越加严格。乾隆二十六至四十一年(1761-1776)编制了《钦定户部则例》。这部法典,实质上是一部封建经济法规,对税关的设置、每个税关的税额和税率以及有关事项作了详尽的规定。

一个名叫“高赖子”的国君

　　古语中有“剪径”一词,《水浒传》中说:“走小路,多大虫,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剪径”意指“拦路抢劫”,形象地理解,如剪刀般剪断路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在中国公路网上密布的各类收费站,也形似一把把横亘道路、巨嘴张开的剪刀,有这些阻碍流通的玩意儿存在,物价不涨、交通不堵,才怪呢。

　　在隋唐演义中,剪径出身的程咬金被众好汉忽悠,做了一段时间的瓦岗寨主。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也有一个爱好剪径的国君,他有一个著名的绰号,名曰“高赖子”,即荆南的国君高从诲。他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把政府设关卡收税费这项事业做到了极致。

　　高从诲的爸爸叫高季兴,空僮出身。

　　荆南地处交通要道,被后唐、吴、楚和蜀夹在当中,南汉和楚向后唐进贡要经过荆南,闽进贡也要经过,在这些国的贡物经过时,高季兴就派兵夺为己有。等对方抗议或者出兵讨伐问罪时,又毫不知耻地将财物退回,脸皮厚得无法丈量。蜀地被郭崇韬平定后,魏王李继岌将四十万金帛用船送往洛阳,经过荆南时正好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高季兴听到李存勖被杀的消息,便乘人之危,将财物全部抢了过去,还将十多个使者杀死。这和杀人越货的强盗没什么两样了。

　　明宗李嗣源继位后,高季兴又要几个州归自己管辖,被明宗拒绝,他不死心,又厚着脸皮要,明宗只好口头上答应了他,但刺史要由朝廷派遣。高季兴则要让自己的子弟去作刺史,明宗没有答应。明宗还向他追查那四十万金帛的下落,高季兴竟恬不知耻地说:“舟船顺流而下,路途数千里,要知翻船的原因,去问问水神就知道了。”李嗣源闻言大怒,下诏罢去高季兴的所有官爵,发兵征讨这个无赖,又让蜀兵和湖南兵联合夹攻。他知道打不过,就缩回去固守不出,然后又急忙向吴国求援,吴国派水军支援。由于雨季使粮草接济困难,将士得病的很多,李嗣源命令撤兵,高季兴这才躲过一难。但高季兴最后也只剩下了三个州,他拿这三个州归顺了吴国,吴封他为秦王。秦王没当一年,高季兴便一命归西了,终年71岁。

　　高季兴死后,长子高从诲继位,此人跟他爸爸一样无赖,只要邻国贡品或者商旅经过荆南境内,一律扣下,劫其财物,以堂堂一国之君,竟屈尊干起了山大王的勾当,且一旦对方加以指责或发兵攻击,就会恬不知耻地将原物奉还给人家,脸上毫无愧色。更搞笑的是,高从诲还先后向后据有中原的后唐、后晋、辽、后汉等国俯首称臣。这还不算,与此同时,他更是向同为十国的南汉、闽、杨吴、南唐、后蜀等国称臣。《新五代史·南平世家》中说,高从诲如此放低姿态,为的就是“凡有国称帝,必上臣表,以求赏赐”,当时俗语有“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这样的话,所以当时各国都叫高从诲为“高赖子”。

　　公元963年,宋太祖发兵征湖南,军经荆南,时任国君高继冲封库出迎,自请内附,随即举族迁至开封,荆南的历史至此结束。

夹带私货逃税的官船

　　对于名目繁多的过路费、买路财,大伙儿当然想方设法逃避。使蛮力强行开车冲关,被挡住后甚至殴打收费员,这类新闻如今时有报道。古人则更加生猛,持械聚众贩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武装走私集团。

　　明代宗景泰年间,扬州一带“土豪纠合势要,持兵挟刃,势如强贼,夤夜贸易,动以万计”。宪宗成化时,“各处逃囚不逞之徒,私造遮洋大船,兴贩私盐,每船聚百余人,张旗号持兵器,起自苏扬,上至九江、湖广发卖,沿途但遇往来官民客商等船,辄肆劫掠,所在虽有巡检巡捕,官兵俱寡,弱不能敌”。可以看出,私盐贩子们相当嚣张,根本不把官兵放在眼里了。到了清朝,长江中下游各省仍是私盐最为泛滥的地区之一,大江南北“私盐充斥,盐徒聚众贩私”,或数十人,或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一伙“成群贩卖,一遇巡捕人役,自恃枭众捕寡,执械敌巡盐人役,轻则带伤。重则致命”。广东沿海一带盐枭“各带大船,携带器械,满载私盐,往来兴贩”等等,不胜枚举。

　　不过,像这种跟政府硬碰硬对着干的盐枭武装风险太大。更多的人,如同河南天价过路费一案中的时氏兄弟弄了军牌假冒军车一样,古人是利用官船夹带私货,成为当时逃避过路费的流行之举。

　　过路费是财政重要收入来源,政府历来难容偷逃之辈,清代《钦定户部则例》中,严加禁止偷越关卡与各种漏税行为,凡违反者,“照律治罪,货物一半入官”；失职官弁一并议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船在各个关卡畅行无阻,是对走私最好的掩护。甚至,在明朝晚期,官员搭船不但不用钱,反可以得到一笔保护费。因为有官员乘搭,船家就可以官船的名义省去很多税负。

　　古代的官船就像今天的特权车,那是相当的牛。明朝诗人王磐曾写过一曲《朝天子》:“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那时没有警笛和高音喇叭,便吹响唢呐和喇叭,用来证明自己的官船的身份,让民船让路。即使想登船检查的小卒子,见这架势,自然心头生了怯意。

　　利用官船夹带私盐的,有刁民奸商,但更多的还是达官显贵,曾任明朝太子少保的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当时就指出,漕运贩卖私盐屡禁不止,“究其来由,运军一贫如洗,乌得有此巨货?尽系运官通目把总贩卖营利,势压旗军,分派装载……”他的话可谓一针见血:那些小老百姓即使想走私,又哪有那么大本钱?

　　潘季驯的这句话,用来分析今天河南天价过路费一案,也是不无借鉴啊。

2011年01月21日 07:36:25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