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陈眉公与晚明士风
(2011-03-19 22: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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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而陈眉公中庭书一联云：
天为补贫偏与健
人因见懒误称高
此联系集陆放翁诗联，名虽谦抑，实则简傲。“误称高”三字，其中包涵了复杂的心情：是真“高”还是假“高”，是应该称谓还是“误称”了，当然，其中也有辩解的成分。辩解归辩解，然而巧言岂能无本意？
对于陈眉公的“飞去飞来宰相衙”之行为，就连其同时代的人也当面讥斥的。梁章钜的儿子梁恭辰所撰的《巧对续录》记载，陈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显宦，显宦问王荆石：“此位何人？”荆石回答说：“山人”。显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讥讽陈眉公在门下也。在吃饭时，显宦出令曰：“首要鸟名，中要《四书》，末要曲一句承上意。令曰：“十姊妹嫁了八哥，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只是二女将靠谁？”众客寂然，摇头莫能对，显宦喜形于色，众人都将目光落在陈眉公身上。陈眉公对之曰：“画眉儿嫁了白头翁，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负了青春年少。”
对语颇妙，作为文学家名或不虚，时人讥之，恐怕周旋官绅间亦是属实。
著作有:杂剧《真傀儡》、《陈眉公集》、《幽窗小记》。
陈眉公是晚明最为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在晚明时代地位很高,对晚明文人的创作和生活风尚有明显的影响,清代以后却颇受批评。眉公喜欢自由自主的生活,追求自然之趣。他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不为官却交际广泛,关心世事,是“享高名、食清福”的“通隐”式山人。陈眉公选择的人生道路有相当的独特性,他不再视科举为唯一正途,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才艺以谋生,获得经济的独立与宽裕,保持一种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文人生活方式,但又与主流社会关系密切,保持着对于社会的关心与介入。尽管他的思想相当传统,但他的人生道路却反映出明文人生活风尚的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追求。
陈眉公(继儒)在晚明并不是第一流的作家诗人,也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却是晚明最为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是诗人、散文家、书画家、评点家,也是大山人、大名士、畅销书编纂家、出版家……,眉公经历丰富,思想博杂,修养全面: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术会稗官、雅玩清赏,无所不晓;其为人自如地周旋于隐逸与济世、清高与世俗之间;其交游甚广,和七子、竟陵诸派诗人及晚明多数著名文人都有交往,见证、参与并与影响了万历以后整个晚明文坛的发展演变。他在当时文坛上与士林中地位显赫,并对晚明文风、士风产生重要影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可见眉公是当时上流社会与普通民众的共同偶像。在晚明文人中,的确极少有像眉公这样,名动朝野,远及夷酋的。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眉公可以说代表了某些晚明文人的人格追求,对于晚明文人的创作和生活风尚有明显的影响,在后代又引起不少非议,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意味深长的典型个案。
一、陈眉公的隐逸
眉公之所以名气极大,首先因为他是一名隐逸之高士。
明代真正的隐逸之士甚少,《明史•隐逸传》中只收录十二人。这与《明史》巨大的篇幅相比,少得可怜。在历代史书中,也是少有的。《明史•隐逸》序中说：
“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其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纲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瑰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明初不让文人隐逸,而后来,科举极盛,大多数的文人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走向仕途,又怎么肯去“隐”呢?这就是明代隐士“靡得而称焉”的原因。所以像眉公这样才华出众的人,青春盛时就走向山林,这在举世皆汲汲于科举名利的时代,的确很罕有。
万历十四年(1586),眉公二十九岁,呈告衣巾,谢去青襟,一郡之人皆惊。弃巾后,眉公结茅小山之阳,修竹白云,焚香宴坐。后就馆于沈太仆、杨继礼、徐阶、王士骐、项扈虚等人处,以维持生计。眉公原本赤贫,仅藉馆课、笔润之费以养亲,后声名渐隆,其编纂之书流传远迩,而征请诗文者无虚日,其家境遂渐殷实。又常得好友赠山田,故得以构亭筑园。或吟诗作画,或课子弟读书,或与黄冠老衲等,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过起了惬意的隐居生活。
眉公捐弃诸生,其《告衣巾呈》云:“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眉公所厌弃的“尘氛”,仔细推敲起来,正是指儒家哲学为士人准备的那条“考科举、博功名”的道路。
眉公之所以放弃科举之路主要是他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有一种不愿受制于人的品性。他在《读书镜》卷二说:“故君子宁为独立鹤,毋为两端鼠,宁昂昂若千里之驹,毋泛泛若水中之凫。”眉公心目中的君子,即是不同流合污、不市侩、不媚俗。《安得长者言》说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马牛为人穿着鼻孔,要行则行,要止则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为马牛者几何?哀哉!”眉公不愿“被顺逆差遣”,理所当然更不愿为官场拘牵了。曾有人问眉公何不仕,眉公回答说:“仕者如梓匠焉,规矩准绳靡不习焉。”(《空青先生墓志铭》,《眉公府君年谱》附)《眉公诗钞》卷二《归隐歌(送黄仲石)》极力赞赏黄仲石之归隐,“小儿当年强折腰,英雄今日真回首”,认为一旦卷入官场,则“唯唯诺诺违我心,战战兢兢掣我肘。”
在眉公作品中,几部清言杂缀类的小品集最能代表其隐逸情怀,其中以《岩栖幽事》最为出色。《岩栖幽事》是陈眉公一部似类于清言的小品集。此书是眉公在丁酉年(公元1597年)隐居在婉娈草堂时所作的。在隐居时,眉公广读佛道之书,与邻公、院僧谈接花艺果种树之法,暇时集其语,故称为《岩栖幽事》。《岩栖幽事》顾名思义便是写闲居幽雅的生活,书中多载人生感言和山居琐事,如读书品画、谈禅说诗、品山水、赏花草、接花艺木以及于焚香、点茶之类,颇为集中而典型地反映出晚明文人清幽的生活及其情趣:
“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书,或校雠四五字,或参讽一两章,茶不甚精,壶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无曲而有弦,长讴无腔而有音。激气发于林樾,好风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嵇、阮兄弟之间。三月茶笋初肥,梅花未困,九月莼鲈正美,秫酒新香。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事。住山须一小舟,朱栏碧幄,明棂短帆,舟中杂置图史鼎彝,酒浆脯。近则峰泖而止,远则北至京口,南至钱塘而止。风利道便,移访故人,有见留者,无妨一夜话,十日饮。遇佳山水处,或高僧野人之庐,竹树蒙茸,草花映带,幅巾杖履,相对夷然。至于风光淡爽,水月空清,铁笛一声,素鸥欲舞,斯也避喧谢客之一策也。古云鹤笠鹭蓑,鹿裘鹊冠,鱼枕杯,猿臂笛,与夫画图之屋庐,诗意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即可求而不可常。余唯纸窗竹屋,夏葛冬裘,饭后黑甜,日中白醉。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岗阜回复及林水幽翳处辟地数亩,筑室数楹,插槿作篱,编茅为亭,以一亩荫竹树,一亩栽花果,二亩种瓜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畜山童灌园草,置二三胡床,著林下,挟书砚以伴孤寂,携琴弈以迟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娱老矣。”
这里,眉公似乎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晚明隐士们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图景。这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享受的。眉公曾在《檐曝偶谈》中意味深长地说:“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好山好水,清风明月,何尝见此风景。纵或见之,又何尝识此旨趣。劳劳扰扰,死而后已。”在这里,“闲人”是有特殊涵义的。他必须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都有“闲”的资本和素质才行。要达到这种条件和境界是非常难的,所以说“闲人不是等闲人”。而眉公正是这种可以称为“闲人”的人。他曾自称为“清懒居士”,懒而能清,正是“闲人”的最佳境界。
眉公非常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清新淡远的诗意:
山鸟每至五更,喧起五次,谓之报更。盖山居真率漏声也。余忆曩居小昆山下时,梅雨初霁,卒客飞觞,适闻庭蛙,请以节饮,因题联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籁喧林鸟报更。”可谓“山史实录”。(《岩栖幽事》)
而且,他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作为审美的对象,用艺术批评的方式来品赏自然,区别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异,表现出相当细腻的审美感受和高雅的情趣: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岩栖幽事》)
瓶花置案头,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绕吟魂;杏蕊娇春,最怜妆镜;梨花带雨,青闺断肠;荷气临风,红颜露齿;海棠桃李,争艳绮席;牡丹芍药,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开笑语;幽兰盈把,堪赠仳离。以此引类连情,境趣多合。(《岩栖幽事》)
在明末清初一段时间,眉公的清言类小品影响甚大。大量的书籍中引用眉公的清言小品,摹拟眉公作品和引用眉公的语录在当时似乎成为一种时尚。
眉公《读书十六观》面世后,吴应箕就撰《读书止观录》。是书乃袭陈眉公《读书十六观》之余绪,推而衍之。吴应箕杂引古人论读书作文之语,而稍以己意为论断,又每条之末必终以“读书者当观此”六字,五卷皆然。盖仿《读书十六观》中“读书者当作是观”之例。吴从先的《交友二十六观》同样是《读书十六观》的仿作。吴从先自序称:“因思古人获我心者,粘之座右,作交友观焉。”而每条则以“交友(者)当作此观”作结。问世后,影响颇大,当时就有托名陈眉公的《古文品内录》行世,而吴从先《小窗别记》则是仿《古文品外录》体例而编选的文章选本,这从吴从先《别纪叙》即可看出:“眉公《品外录》行,起好奇者沉沦之色,……《别纪》可与《品外录》互相发乎?然亦何能同语也?《品外》多天下未见书,而《别纪》直一我未见书;《品外》天下争见之而若惊,《别纪》直一我见之而已鄙;《品外》神研秘穷探若不足;《别纪》口头眼前随取而有余。”而周诗雅撰《广销夏》、《广辟寒》、《销夏补》、《辟寒补》、《销夏再》、《辟寒再》、《寒夏合再》,则本眉公《销夏》、《辟寒》二书而加以推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对眉公语录的引用,则是更为普遍的现象了。吴从先《小窗清纪》卷前有“《小窗清纪》纂用书目”,其中就有眉公的《陈眉公集》、《品外录》、《珍珠船》、《太平清话》、《狂言》 (即《狂夫之言》)、《安得长者言》、《岩栖幽事》等。查应光辑《靳史》三十卷,所采书目即有《书蕉》、《销夏》、《避寒》(眉公原作《辟寒》)、《珍珠船》等,该书凡例说“有单辞特趣,堪隽永者”,“惟掇取其余姿逸韵,用为幽闲鼓吹”,正与眉公等同一旨趣。曹臣《舌华录》引用书目中,有《逸民录》(即《逸民史》)、《见闻录》、《长者言》等,引眉公清言达31处之多,在全书中仅次于苏轼(41处)。其中“慧语”共九十六条,引眉公语即有十一条。其它如梅鼎祚《青泥莲花记》采用书目有《檐曝偶谈》(即《偃曝谈余》)、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所引眉公书目有《读书十六观》、《岩栖幽事》等等,不胜枚举。眉公的这一影响,直到清代。吴肃公《明语林》所采书目有眉公《岩栖幽事》等,而魏裔介编《佳言玉屑》则采眉公《读书十六观》十六条,《安得长者言》四十二条,《岩栖幽事》二十九条。
这其中,以《岩栖幽事》的影响最为深远。如“掩户焚香,清福已具。如无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辅以读书”条,则分别被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二)、王象晋《清寤斋欣赏编》(第五类“书室清供”)引用,“余每欲藏万卷异书,袭以异锦,熏以异香,茅屋芦帘,纸窗土壁,终身布衣啸咏其中”条,则被《皇明世说新语》(卷五)、《清寤斋欣赏编》(第五类“书室清供”)、《舌华录》(卷五)称引,“闭户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条,分别被《舌华录》(卷一)、《小窗自纪》(卷一)引,吴从先《小窗自纪》称引后还加以发挥:“应接稍略,遂来帝鬼之讥,剥啄无时,难下崴蕤之锁,言念及此,入山惟恐不深。”其它诸如“多读两句书,少说一句话”条、“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条,也每被人称引。
晚明不是六朝,并没有适合隐士生存的温床,再加上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纯粹栖身山泽的隐士已很难出现了,故像眉公那样归隐而不绝尘,则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也被社会普遍认同。
曹臣《舌华录》卷一《名语》载:“吴鹿长与诸友闲谈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吴曰:
‘云间陈眉公,以艺藏道,吾敬其道;毗陵刘少白,以道藏艺,吾敬其艺。天下名士,不难于知显,而难于知隐。’”
吴鹿长、曹臣尊陈眉公为“天下名士”,是当时一般士人的普遍看法。
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素养更为全面。而作为名士,更是要求如此。大凡诗文之外,琴棋书画,花草虫鱼,都应该懂得。这就是不但会正襟危坐,还要善于清赏;不仅会写,还要会“玩”。陈眉公的知识结构具备一位名士的条件,他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兼能书画之学,懂得清赏清玩,而且博文强识,大凡经、史、诸子,儒、道、释诸家,下至术伎、俾官,无不了然。经史子集,无所不通;琴棋书画,又无所不晓,这就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了。因此其行径便多有人模范,附庸其风雅。例如,眉公曾同友人去南城桃花溪游乐,出行时只有四人,可是一路上不断有闻得消息相与尾随者。最后,不速而会者竟达十八人之多!本来此处桃花溪无人问津,可是自眉公携友人游后,“花下数日间,便尔成蹊。”(《游桃花记》,《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二十二)眉公之隐,并不是遁世无闻,而是声闻于天,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村野之人,无论是官,是民,对眉公都争相仿效,争相推重。眉公在《芙蓉庄诗序》中说: “吾隐市,人迹之市;隐山,人迹之山。”(《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十二)所以他的这种隐逸,并不清静,而是热闹得很。
眉公虽称为山人,隐居山林,而应酬世务,甚于常人。当然,他也不像唐代的隐士们以之为终南捷径,他对于做官倒是真正没有兴趣。眉公的隐,与一般的隐士不同。钱谦益等便以“通隐”称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陈征士继儒》说眉公“享高名、食清福,古之通隐,庶几近之。”吴梅村《陈征君西佘山祠》写道:“通隐居城市,风流白石仙。地高卿相上,身远乱离前。客记茶龛夜,僧追笔冢年。故人重下拜,酹酒向江天。”陈子龙《寿陈眉公先生八帙序》说眉公“高不事之节,以保幽贞,为圣代逸民之首。”他接着反驳那些“必取夫晦行销声者以为高隐”的观点,不是通人之论。陈子龙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通隐”的概念,但是他实际上是以眉公为“通隐”的。
也正因为眉公与一般隐士不同,所以清代以后屡为人指摘。《四库全书总目》说晚明的社会风气是:“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卷一三二《续说郛》提要)所谓“矫言幽尚”是指责其隐逸风尚有些矫情,虽然不是直指眉公,却与眉公有干系。事实上四库馆臣对眉公的隐居也有微词,如《香案牍》提要说:“继儒(眉公)声气通天下,与栖神山泽、吐纳清虚者,其趣固不同矣。”眉公与清静的隐居山泽者不同,眉公为热热闹闹的隐逸,所谓“声气通天下”,语气之间略带有讥刺。乾隆年间的蒋士铨则直斥眉公为“隐奸”。蒋士铨《临川梦》作通隐者,谓通达之隐士。如《梁书•何点传》:“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三记雁门周续之,“通五经五纬,号十经。同门推为颜子。刘毅命为参军,又辟博士大尉掾,俱不就。后入庐山,预远公净社。又与刘遗民陶渊明,号‘寻阳三隐’。续之不尚峻节,江州刺史每相招请,亦往从之。武帝于东郭外开馆待之,乘舆降幸,问续之礼义,辩析精异,时号为‘通隐’。”隐而不入仕途,但并不自命清高、寡而不群,这样的隐士,不拘泥于形迹,以“心隐”为追求,故较之传统隐士,要通达、开明得多。
于乾隆三十七年(1774年),其中有《隐奸》一出,刻意诋毁陈眉公,出场诗云:“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锺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蒋士铨此诗,似乎是对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关于眉公评述的戏剧化图解。蒋士铨对陈眉公的评价真正影响了清代人对眉公的态度,“云间鹤”成了陈眉公的代名词,“飞来飞去宰相衙”成了陈眉公行径的戏剧性概括。蒋士铨对陈眉公的态度,也就是清人对晚明山人的态度。
对于眉公的生活方式,褒之者誉为“通隐”,贬之者讥为“云间鹤”。其实理解眉公这种生活方式,应该与晚明文人普遍生活风尚联系起来考察。通脱,这是晚明人的生活态度与处世哲学。不仅眉公如此,许多文人都如此。
如果说陈眉公是“通隐”的话,当时官场有一批人则可以称为“通仕”的。他们身在官场,又心怀隐志。如袁宏道,“不唯官闲,而心亦闲”,“身居隐见之间”。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辞去吴县县令之职,畅游苏杭。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干脆告假长归,在家乡城南,买地三百亩,种柳万株,号曰柳浪,直到六年后又才出任。此可谓“时官时隐”。
再如屠隆,“身穿朝衣,心在烟壑”。任青浦令时,“延接吴越间名士沈嘉则、冯开之之流,泛舟置酒,青帘白舫,纵浪泖浦间,以仙令自许。”不能隐居田园作闲云野鹤,那就寂然于官场,作个“吏隐”,正如李鼎所构想的那样:“身在江湖,心悬魏阙,身心两地奔波;手探月窟,足蹑天根,手足一齐顺适。”此可谓“亦官亦隐”。
时官时隐也好,亦官亦隐也好,都与官场有着瓜葛。“非真不爱富贵”的袁宏道在六年归隐柳浪的生活中,时有“饥寒所迫”、“元亮叩门之耻”,不得不于万历三十四年 (1606)秋“强颜一出”,再任京官。他们没有最终抛弃官场,就在于官场能给他们提供眼前的利益。至于宦情本身,他们早已冷却,“绝口不谈朝事”。这种既要“官俸”,又要 “山水”的仕人,一方面从朝廷获取生活必须的俸禄,另一方面,又从“山水”中寻求心灵自由畅适的意绪。
陶望龄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及第出仕后,多次告病归,在官时间总共不到六年,大多时间遨游于湖光山色间,袁宏道说他“既做大官,又讨便宜,又断缘寡欲,便自说世情灰冷。”
无论“通隐”还是“通仕”,共同之处就是“通”,这就是晚明文人通脱而不执着的生活风尚。《四库全书总目》谈到晚明的社会风气时说:“道学侈谈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隐逸
如其中有“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撮成书,流传远迩”、“其小诗,……便娟轻俊,聊可装点山林,附庸风雅”等语。将陈眉公与李贽并列为影响晚明士风的两大关键人物。不过,从当时的社会风尚来说,眉公更受人们的喜爱。有人说:“素性读陈眉公书则跃然喜,读李卓吾则怫然不悦。非有爱憎,乃气味自有同异。”李贽过于执着,而眉公则比较通脱,更能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眉公隐逸山中,但不绝然尘外;心怀济世理想,却又屡辞征召,这充分体现了眉公处世的圆通。眉公在《笔筒铭》中说:“中虚外圆,避文士之笔端,吾法子以自全。”(《白石樵真稿》卷十五)眉公赖以“自全”的,正是其圆通的处世哲学。卢洪澜说眉公“贞不绝俗、和不随风、非惠非夷、亦狂亦狷”,(《陈眉翁先生形迹识略》,《眉公府君年谱》附)极为精当。
眉公尝说:“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须要事理圆融。”(《读书镜自叙》)眉公身在山林而不泯济世之心,但其济世理想只有通过官吏权要的首肯才能得以实现,故此,他毫无忌讳地与首辅、巡抚、县令等交结,请于当道。眉公自如地周旋于隐逸与应酬、清高与世俗之间,上交游显贵,下接引穷约。这样的处世态度,使得他有隐士之名,却无清贫寂寞之苦,有贵人的荣华,却没有案牍的辛劳。他自撰的《空青先生墓志铭》(《眉公府君年谱》附),对于自己的这一处世哲学,颇为自得:“吾貌癯削,而衣田衣,而冠山冠。以游于缙绅中,则笑其太质;以入于鹿豸中,则疑其太文。我处于不质不文之间,是缙绅鹿豸交相迷失,而不知吾为若何人氏。”与李贽的狂直、徐渭的狂怪、袁宏道的狂率相比,眉公身上的“圆通”,具有很强的调和色彩。这也是眉公受清人物议的根本原因,不过,眉公的圆通,在当时之所以深受欢迎,正说明与晚明士人风尚是一致的。
二、眉公的思想与济世的态度
眉公采用“通隐”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反映出晚明文人通脱的生活风尚,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其思想和处世态度的。隐士可以是完全忘情世事,但有些隐士只是不仕而已,仍与世俗关系密切。眉公的思想是复杂的,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眉公一生隐逸,是出世的、超脱的,但同样具有强烈的济世理想。
眉公经历丰富、修养全面,其读书甚广,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均有所涉猎。眉公早年也习科场之文,后又“嗜缁衣黄冠之学”,故其思想可谓溶儒释道于一身,博杂而兼通。眉公在《艺苑赘言序》中说:
余宇宙之赘人也!方其翩翩为儒生也近儒;及其毁冠绅,游戏于佛奴道民之间近二氏;醉卧酒炉,高吟骚坛近放;遇人伦礼乐之事,扪舌屏气,斤斤有度近庄;好谭天文禽道及阴阳兵家言近迂;浪迹山根树林之傍,与野猕瘦猿腾跃上下而不能止近野。故余之游于世也,世不知其何如人,余亦不自知其何如人。其五行所不能束,三教之所不敢收者邪?盖宇宙之赘人也! (《陈眉公先生全集》卷十二)
通过眉公的这段自白,我们可以想见其思想的复杂性,除了儒释道“三种小玩意”外,还有 “天文禽道及阴阳兵家言”等。生归隐山中的陈眉公，与佛、道结下了不解之缘。单从其别号“扫花头陀”、“清懒詹士”、室名“晚香堂”、“答帚庵”、“顽仙庐”、著作“读书十六观”、“书画金汤”等名目，就能见出眉公的日常生活、思想与佛、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眉公爱好佛禅，对于禅宗，颇多涉人。他家藏《华严经》八十一卷，《法华经》七卷，《楞严》十卷，《圆觉》二卷。(《太平清话》卷二)焚香宴坐，是眉公每日必做的功课，《岩栖幽事》描述自己的隐居生活道:“余拥山居，公 (指苏东坡)所无者尽有之，不省何德而享此。惟日拈一瓣香，向古佛忏罪耳。”
与高僧、友人谈佛论禅，是晚明士人的喜好。紫柏禅师万历十二年(1584)栖柳塔讲经，年方二十六岁的眉公致书紫柏，相与论禅问道，并自诩道:“世人看达师，门庭太峻，棒头太恶，不肖深知师者，政恨门庭太宽，棒头太善。”紫柏段后，眉公有七律《吊紫柏师》二首(《眉公诗钞》卷七)，将紫柏比作“凤麟”、“要离”。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雪浪于小良山讲《法华经》， “经如狮吼”，当时“云间居士听真义，群若雁行”，眉公等名士各赋律诗，总为《小良山听经诗卷》。崇祯二年(1629)春，僧人苍雪讲经于松江白龙潭，与陈眉公等人会，二人多有唱和，苍雪集中就有《自吴门之云间》、《雨中望昆山》、《访陈征君东佘山居》等诗作。眉公与董其昌论禅最多，董氏禅学修为颇高，好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曾与陶周望、袁伯修等游戏禅悦， (《陈眉公先生全集》卷十六)说:“往余与玄宰从孟修游，时在城阴中，每见，具香茗，或小饮微配，所谈非禅则诗。”
眉公十三岁习举子业，二十九岁弃诸生，这中间十多年的儒家文化的浸淫濡染，对眉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思想一直是眉公的主导思想，或者说，他是以儒家为主，佛道兼通的。眉公弃诸生而归隐，表面上是抛弃了儒家的积极人世、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但他绝非遁世无闻、不问世事，相反，他处处流露出一幅济世婆心和治世才能，甚至被冠以“山中宰相”之名。崇祯三年(1630)，光禄寺卿何乔远奉举眉公，日眉公“博综典故，谙通时务，真有用之才。”崇祯五年(1632)四月，吏部尚书阂洪学奏疏称:“陈继儒，江南名士也。识通今古.学富经纶，盖有用处士，不徒以笔墨文章妙天下者。”眉公的被荐，不是因为笔墨文章之精妙,而是因为他博古通今,是有用之才。
眉公于古人,最服膺范蠡、鲁仲连、张良、李泌四人,曾为《四先生赞》(《白石樵真稿》卷十五),序曰:“既为男子,忍与草木俱灰?露尽英雄,乃以神仙退步。”四人都不爱羡富贵,蔑视功名,功成名就后,选择的是激流勇退,“虽差树遁世之藩篱,亦半立藏拙之门户。”眉公对他们四人最为钦羡的,还是他们所建立的功业:范蠡之“劲吴死,残越生”、鲁仲连之 “挫秦帝,解齐厄”、张良之“汉之马,得天下”、李泌之“辟五谷,相三帝”,正是这些功业,才使他们得以成为不与“草木俱灰”的男子,成为“英雄”。
归隐后的陈眉公对于国事民瘼,多有挂怀。万历十五年(1587),也就是眉公归隐的第二年,松江大,眉公即上书GV请蠲赈。万历三十六年(1608),松郡大,将有揭竿而起者,眉公倡议煮粥赈济灾民,并详定《煮粥条议》。眉公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屡屡为民QY,使赋税得减,灾情得赈,饥民得救。故眉公虽隐,其济世理想却未曾一日断绝。眉公集子中相当一部分论、策、议、辨、疏文均是经世致用之作,这些作品有的针贬时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良措施,如《三大役议》之二《北运白粮事宜》,先条陈“北运白粮”之苦,继而指出:“今者自吴解楚,跋涉艰难”,其苦尤不可言也。眉公认为此运的弊端在于:
“从下流而逆溯上流,越长江洞庭之险”,“舍贱米而运贵米,多交纳往来之烦”。
针对这些弊端,眉公建议:“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广田亩上合许”,或者“以楚中千石,即解楚二王”。 (《白石樵真稿》卷十二)有的痛陈乡间小民的困窘疾苦,如松郡财赋繁多,历来有“苏松财赋半天下”的说法。繁重的财赋使得人们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眉公痛切地指出:“松江财赋之乡,田下下而赋上上,近者军兴不息,而国计单虚,非特小民枵腹攒眉,即上官催徵之时,亦且含涕敲朴,而不欲正视之矣,此岂得已而不已哉!”(《松江志小序•田赋》,《白石樵真稿》卷二)又进而指出:“吾松一郡之赋,几当大省之七,古未有也”,“昔人所称吴之水如棋枰,吴之田如川谷,吴之民如栖笤苇之末,而飘摇无所定薄,地尽力亦尽矣,况可横加以无名之征,不减之赋乎!”(《松江志小序•赋议利弊》,《白石樵真稿》卷二)
眉公虽处在革新思潮盛行的晚明,但总的说来,眉公的思想相当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封建礼法传统的维护者,他尊崇古法,认为:“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极是稳便。老医看病多,故用药不至孟浪杀人。其法虽不无小害,要之择其利多而害少者,则为之耳。后人不知,遂欲轻改,滋弊纷纷,此刘元城之言,不可不读也。”(《读书镜》卷八)眉公提倡孝悌忠信,熊剑化《陈征君行略》(《眉公府君年谱》附)就说眉公“其学无所不窥,而大概归本于孝弟。”他赞扬忠孝,说“忠孝名,照青史”,(《杨孝子歌》,《眉公诗钞》卷二)对于《孝经》一书,眉公认为“若使家诵户读,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无以举,下非此无以学,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异草生,犬豸同乳,鸟鹊同巢,盗贼弛兵而过,不敢犯孝子乡。则《孝经》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书,何至令佛老弟子旁行祸福之说于天下?经正则庶民兴,其惟《孝经乎?若下颁学宫,制科不可一日不习,上进朝廷,经筵不可一日不讲。此圣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孝经序》,《白石樵真稿》卷一)他曾对好友冯次牧说:“弟每欲刻《孝经》遍行坊间,学究句读必此始,而以六朝来《孝经》《果报》附于后。”(《答冯君次牧》,《白石樵真稿•尺牍》卷四)
眉公集中多有为节妇作的碑记、墓表、传记,如《旌表刘节妇建坊立祠碑记》、《旌表刘节妇建坊立祠碑记》、《程孝子金节妇合葬墓表》、《李母杨节妇传》、《皇甫节妇传》、《董节妇茅硕人传》、《王节妇完节编序》等等。眉公认为节妇的行为“光彩耀衢路”,(《题特旌贞节扬孺人碑阴》,《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一)名可“流传青史”。(《王节妇完节编叙》,《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十)其《跋节传后》(《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二十二)说:“忠孝节义,人道之大纲。”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里面,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负有神圣而沉重的历史使命。眉公尝言:“文有能言立言二种,能言者诗词歌赋,此草花之文章也;立言者,性命道德有关世教人心,此救世之文章也。”
作为隐士、山人,眉公的“草花之文章”自不在少数,然其“救世之文章”,不仅数量甚多,亦蔚然可观。范应官在《〈读书镜〉序》中称眉公的著述,“大概什七经世,什二规世,什一超世。”(《读书镜》卷首)所说比例未必确切,但眉公经世致用、维风范俗的“救世之文章”,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超然尘外”的“草花之文章”却是事实。
眉公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在回归到文以载道的传统。《读书镜》卷一说:“大抵著书,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砻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气,又次者资辅聪明,又次者摩娑岁月。”眉公的这一排列,从文章的功用着眼,看重文章的“羽翼世道,磨砻身心,淘汰俗气”,沿袭的正是文以载道的路子。
三、眉公与晚明山人
在晚明山人中,陈眉公往往被看做领袖式的人物。清人在对晚明山人进行指责的时候,陈眉公就难免其咎。眉公不喜为山人,而清代四库馆臣却把陈眉公定性为山人,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梅墟先生别录》提要说周履靖“亦赵宦光、陈继儒之流,明季所谓山人者也”,在眉公《岩栖幽事》一书的提要说该书“词意佻纤,不出明季山人之习”,就更明确以眉公为山人了。
明清人对于眉公有两种不同的称呼:或称之“征士(征君)”,或呼之“山人”。“山人”与 “征士”是两个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称呼,对于眉公却是同样合适的,但是或称为“山人”,或称为“征士”,却反映出对于眉公不同的微妙态度。这是一个相当有趣而且饶有意味的现象。
眉公同时代人多尊称眉公为“征君”、“征士”。“征士”或“征君”意为曾经为朝廷征聘而不肯受职的隐士。如董其昌《容台集》卷二作《陈征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李流芳《檀园
集》卷九《许母陆孺人行状》、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五十二《幔亭云气图寿陈征君》等以 “征君”称眉公。由明入清的文人也称眉公为“征君”或“征士”。吴伟业《梅村集》前后多次以“征君”称眉公。如《梅村集》卷二十六《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称“陈征君眉公”、“陈征君”。最具代表性的是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自丙集始录评山人之诗,以布衣、山人冠名的计有四十多家,而在丁集下则有《陈征士继儒》,以陈眉公的身份为“征士”。钱谦益的这一定位影响了很多清代人对陈眉公的定位,清代邹漪《启祯野乘十六卷》卷十四《陈征君
传》、陈贞慧《山阳录》之《陈征君眉公先生继儒》、黄嗣艾《南雷学案》卷四《征君陈仲醇先生》,这些均称陈眉公为“征君”。
为什么这些人不称眉公为“山人”而称之为“征君”或“征士”呢?
关于山人,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山人一词,在晚明的使用颇为泛滥,有的是作为别号室名,有的是作为自谦,这里讨论的是作为身份标识的“山人”群体。尽管“山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成分十分复杂,表现形态亦多样。称眉公为“山人”并无不妥,当时人多数不以“山人”称之,是因为在晚明“山人”的名声不算太好。
山人,本指山中隐逸之士。北周庾信《幽居值春》诗曰:“山人久陆沉,幽径忽春临。” (《庾子山集》卷四)《新唐书•李泌传》载,唐肃宗“欲授(李泌)以官,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着黄者圣人,着白者山人。’”(卷一三九)明代沈德符亦说:“山人之名号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由此看来,名副其实的山人,指的是具备一定才学而不为官的士人。这类山人,跟传统意义上的隐士相近。晚明学者在批评当时的山人时,认为山人有古今之别:“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传统山人,不轻出游人间,晚明山人,“问舟车于四方”。
事实上,山人分化是自古已有的。山人都是不做官而隐居的,但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隐居岩穴,远离尘嚣;一类是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虽然不为官却交际广泛,与官府关系密切。后一类主要出现在南宋末年以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梅花字字香前集后集》提要说“豫亨在至大中,距南宋之末未远,故亦染山人之积习。”这已指出南宋末年山人积习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说:“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明清人谈到山人时,往往以嘉靖年间的吴扩(子充)为转型的代表性人物。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山人扩》:“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这里认为从嘉靖年间的吴扩(子充)开始,流行“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的风尚,也指出这种风尚与宋季山人相同之处。
除了钱谦益上述说法之外,又如朱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四:“吴扩,字子充。昆山人。有《长吟阁稿》、《贞素堂集》。子充游大人以成名,甞于元旦赋诗怀分宜阁老。其友闻之,笑曰:‘历头第一日,怀中朝第一品官。循是怀人,即岁除亦轮不到吾辈。’此可入《启颜录》。
嘉靖间,山人若吕中甫、谢茂秦之徒,排难报恩,不无可取。若子充,所谓斗筲之人,无足算也。”到了晚明山人泛滥,山人的称号也相当随便。钱希言《戏瑕》卷三“山人高士”条:夫所谓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鸥狎鹿之俦,而后可以称其名耳。今也一概溷称,出于何典?词客称山人,文士称山人,征君通儒称山人,喜游子弟亦称山人,说客辩卿谋臣策士亦称山人,地形日者医相讼师亦称山人,甚者公卿大夫,弃其封爵,而署山人为别号,其义云何?今娄江诸士子,为人题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绝倒。
山人本是一个高雅的尊称,由于称呼的泛滥化,“山人”不但贬值,有时还成为贬称。
晚明山人游走四方，以诗文干渴权贵，求售自己所长，其中得意者有如相门山人吴扩、庄明臣、王稚登、陆应阳等，分别得到了严篙、徐阶、袁文荣、申时行等的接纳，而朝中官员似乎也乐于与山人结交，如万历帝爱姬郑妃的父亲郑承宪:“怀祸藏奸，窥凯储贰，日与貂挡往来，绸缪杯酌，且广结山人、术士、细黄之流。”同情东林党派的李朴抨击奸党: “今乃深结戚碗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裹衣小车，遨游市肆，押比娟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蛾，反诬他人。此盖明欺至尊不览章奏，大臣柔弱无为，故猖狂态肆，至于此极。”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山人与朝中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被认为山人代表的陈眉公本人似乎对山人也没有好感，他对于一些山人习气，颇引以为戒。他说:“余闻之师曰，未读尽天下书，不可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者，益知古人不可轻议。”(《读书镜》卷五)这是针对山人肆意藏否人物而发的。又如
眉公在清人眼里仍被视为晚明山人的代表,当然因为他与晚明山人有相同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眉公又与当时大量的山人有所不同。
陈眉公一生“所知交遍天下”,又“性喜奖掖士类”(《明史•陈继儒传》),上“交游显贵”,下“接引穷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交游面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当时显贵,如与首辅徐阶、礼部尚书陆树声、刑部尚书王世贞、首辅王锡爵及其子编修王衡、礼部尚书董其昌等都有关系密切。眉公少颖异,有文名,徐阶、陆树声、王世贞等看重其才华,降礼与之交,引为小友。王锡爵则因而招之,与其子王衡共读。董其昌少即与眉公同学,后一同学画,二人在诗文书画上多有相契。但眉公并非出于求售一己之长从中获利的目的而主动游于豪门富室,相反,是权贵们敬慕眉公的艺术才华和人格魅力而希望与之交往的。他们之间是一种比较平等的交际,在眉公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功利目的。
山人依附达官显贵,非要谋求一官半职,实际上只是为了取得维持生计的银子,“借士大夫以为利”。沈德符说陆应阳“其材庸腐,无一致语”,借申时行的权势“攫金不少”。 (《万历野获编》)李贽也骂晚明山人“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李贽《又与焦若侯》,《焚书》卷二)
大抵山人成分复杂,以学问、品行、艺术造诣等又可分为若干品类。除了有上述的相门山人外,更多的是“以文墨糊口四方”,若无人奖借游扬,“则立槁死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山人》)的下层山人。
眉公弃诸生后,甘于清贫,不善生产,以馆课、笔润维持生计,后名声大振,征请诗文者无虚日,家境遂渐殷实,“弟之子,姊之孤,赖仲醇得存”,“至族党故旧及闾里之孤子无告者,辄多方赈恤”。他一方面安贫乐道、淡薄名利,另一方面完全凭借自己的才华解决生计问题,无需依靠权贵以获生活之资。这与晚明众多出入豪门,以攀附权贵维持生活的山人是完全不同的。
清人在对山人进行批判的时候,眉公成为箭靶子,是作为山人的典型来对待的。这最主要的原因是眉公名气最大,声誉远播。但就其“山人习气”而言,眉公与晚明山人又有些不同。如使酒骂座、恃才负气、追名逐利、才疏学浅之类,显然不是眉公所为。相反,眉公与人交,“朗月和风,穆然无竞”,“荐绅布素以及当路造谒者,俱以真率,无异同。”他很少轻易褒贬人物,素不露才。少负盛名,有欲以笔墨攻之者,眉公淡然处之,“不喋喋洗发;俄而论定,亦未尝沾沾色喜。”眉公鄙视奔竞好游之士。眉公说“迩来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间。”(《贺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十四)《见闻录》卷一说:“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于何时。文衡山先生一绝真可抚掌也,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反对的正是士人奔走于富室豪门。在为王衡作的《纪游稿叙》中,眉公开宗明义指出,昔游有二品,今加三焉:“贾之装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边幅之技,左挈贾,右挈客,阳吹其舌于风骚,而阴实其装于橐,施于今而游道辱矣。”眉公最后表示,“游人脱迹山中,而错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从者焉!游倦矣,予且解车休马,手王子纪游一编,瞌睡半生,毋与客贾肩随而趋,为青莲老人所笑。”(《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十三)他所批评的正是“山人之态”。
总体上来看,眉公喜欢自由自主的生活,追求自然之趣,但他不是隐世无闻的山人。他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虽然不为官却交际广泛。说他“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并非全是虚语。不过,眉公并不用攀附权贵,借权贵以自重,因为他本身就有“山中宰相”之名,眉公是“享高名、食清福”的“通隐”式山人。
陈眉公选择的人生道路有相当的独特性,他不再视科举为唯一正途,敢于断然放弃当时读书人科举考试、谋取功名的路子,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才艺以谋生,获得经济的独立与宽裕,在当时社会,保持一种相对自由和独立,但又与主流社会关系密切,同时保持着对于社会的关心与介入。尽管他的思想相当传统,但他的人生道路却反映出晚明文人生活风尚的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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