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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工人读者面对面地交流创作体会  （图片由浦江客同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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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和莫言面对面交流

    莫言，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会陌生的。众所周知，莫言最初是以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声名鹊起，以后莫言连续发表了多篇力作，成为中国读者最喜爱的著名作家之一。虽然大家读着莫言的书，对他的创作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当莫言真的来到我们普通读者的中间，大家还是非常荣幸和兴奋。

    8月12日下午，正在上海参加2010年上海书展的莫言，受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办公室的邀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陪同，来到我区工人文化宫，和上海一批普通工人读者见面座谈。我有幸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莫言这次到上海书展为他的新书《蛙》作推广签售，来去匆匆，时间安排特别紧凑。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了解到他明天就将飞往北京参加一个预定的活动，这次来上海连世博会都没有时间去。可是，时间这么紧张，他还是抽出时间和工人读者见面座谈，而且还是冒着上海百年未遇的高温天气。座谈会后，他又不嫌其烦地和热情的读者签字合影，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这使得参加座谈会的工人读者非常感动。

    这天的座谈会，由上海三个区的工人文化宫的职工书评组联合举办。大家是做了精心准备的，每个与会的人员几乎都写了莫言小说的书评，合订了一本不薄的文集。由于时间关系，座谈会上挑选了5名组员发言，又有5名组员向莫言各提一个问题，最后由莫言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并作简短讲话。说来惭愧，我读莫言的书不多，更没有写过莫言小说的书评，这次只是做壁上观，听客而已。所以，只好摘选几个工人读者的发言和书评稿，与大家共同鉴赏。这些书评并不代表本人观点，发表这些文章也未征得作者同意，特此说明。 

评莫言小说《地道》

（作者：王秀莲）

    “地道”说的是一个农家连生了两个女儿，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已不具备再生育的条件，但他们执意超生直至儿子到家。这家男主人化了半年时间在自家地底下挖了一条地道以备超生检查时让有身孕的妻子躲避之用。这条地道兼具夺路而逃的速效功能，又是持久战的长期窝点，让即将临盆的女人逃逸躲藏万事无忧。女人在地道里，哪怕检查超生的人员采取极端的行为，用拖拉机扒掉住房，“我自岿然不动，我自安然无恙”，硬生生地在里面顺利产子。听到男主人欣喜若狂的一声“老婆，我们胜利了！”阅读中的我心中充满苦涩。

    “地道”实在是一个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警示篇，超生在我国农村和一些不发达地区问题很严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规避和逃避超生检查的方法五花八门，创造了一个个像“地道”一样的成功案例，留下黑色幽默，使我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用高等教育，他们照样智慧胆量过人。回过头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是为什么？其中“儿子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是个原因。但不少地方确实存在儿女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不同和承受生活能力不同这些现实问题，家庭中还真少不了男丁。再则，一些地方干部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政策，更甚者有执法粗暴、滥用职权等等。少生少育，优生优育，这绝非一家一户的个人小事，而是关乎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在今年11月进行，但愿别把它当作数字游戏，并且，人口，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数字。

评莫言的长篇小说《红树林》

（作者：张永安）

    莫言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莫言之所以有争议，是由于他写作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批评和议论，《红树林》就是这样一部有着灰暗色调、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小说。

    在故事内容上，《红树林》讲述了有着珍珠美丽贵气的女副市长林岚的一段体肤伤痕累累、心灵血迹斑斑的故事，塑造了一个虽有美妙绝伦的身体但精神却萎靡苍白的人物形象。林岚是一个曾经浪漫纯真、倔强正派的少女，经过三十年的人生沉浮，最后却蜕变成一个受权欲、物欲、情欲驱遣的腐败分子。这个当年的受害者转变成今天的弄权者，贪污、腐化、堕落……书中有着较为详细的披露。但这种披露是带着没有强烈爱憎色彩的自然流露和展现，稍不注意，便会走到同情腐败者的道路上去。在小说描写的三代人的故事中让人看到的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丧气情景和“红旗倒在青年人手中”的悲痛感受。林岚的父辈尽管参加过革命工作，但不是因循守旧，就是革命意志衰退，甚至晚节不保；林岚的儿辈不是不求上进，就是胡作非为，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在写作方法上，在《红树林》中，莫言一改他以往作品中儿童视点叙事的方式或复调的叙事方式，采用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来展开场景，讲述故事，描写心理，塑造人物。这种类似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似乎是失败的。读者随着作者的引导，刚有些头绪，就被那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我”无情打断，在所谓的“时空转换”中，被牵引进云里雾里，觉得如雾里看花，没有了方向。那个神秘的“我”的设置也真奇怪，无名无姓又无性别，神出鬼没，既可在浴室、卧室里与女主人公谈心，又可在现场窥视女主人公与人做爱。我怀疑这么个“我”的存在有否必要？在书中读者几次三番地这样被折腾、折磨，直到结尾，还是不能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是褒，是贬？是爱，是憎？是歌颂真善美，还是宣扬假恶丑？小说文本的语言上的跳动、离奇、琐碎、冗长、松散等所谓的后现代小说文本所具有的特征在这本小说中难以被人们所接受。

    在创作思想上，《红树林》在人性化的道义下，叙述了种种不道义的事情和社会现象，但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不是揭露鞭挞，不是抨击批判，而是丑态展示，畸形欣赏。尤其是莫言的“鲜亮的”“身体写作”不堪卒读。读完此书，且不说得不到教育、激励、鼓舞、引导，得不到美的收获和精神上的愉悦，而是心理的折磨，是非界限的混淆。读者感到精神压抑，心胸郁闷。

    莫言的小说一向以描写农村和农民生活见长，但《红树林》却一反常态，写了城市和城市居民生活。虽然书中也大量描写了红森林这个远离城市的海滨以及采珠人的生活，但主要写的是女副市长林岚及其周围一些人的心理活动和所作所为。题材的变化暴露出作者对陌生题材把握上的力不从心，因而从中既看不到《透明的红萝卜》的细致瑰丽，也看不到《红高粱》的热烈激昂。所以读起来觉得不怎么“赏心悦目”，这可能是作者对城市题材不熟悉的结果。

评莫言长篇小说《十三步》

（作者：胡苗飞）

    长篇小说《十三步》是莫言先生运用荒诞艺术手法描写知识分子现实生活的一部著作。读后，有以下几点看法。

    作者通过一只坐在笼子里的长臂长腿，赤露着身体和脸，状似老鹰，吃粉笔，讲着人话者讲述的故事：中学物理老师方富贵死后，要给王副市长让路整容，被塞进冰柜，居然又荒诞离奇地复活了。殡仪馆特技美容师李玉蝉把死而复活的方富贵改容成自己的丈夫张赤秋登讲台给学生上课，以为丈夫已死的妻子屠小英却拒绝他再进家门；美容师又让真正张赤球去做生意赚钱，真正的张赤球则象孤魂野鬼，变得无家可归。我觉得作者借用似人非人的第三者讲故事形式和死而复活等荒诞艺术手法，使故事情节让人有新鲜感和生动有趣，并能更好地揭露一些存在社会矛盾和问题，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是基本好的方面。

    读了莫言长篇小说《十三步》后，我感到似乎缺了点什么。缺什么呢？缺一点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正气也就是缺乏积极向上奋发前进的精神。《十三步》对各种男女之间关系似乎写的太多太杂，甚至连孟老夫子也不放过。如此写法，难道不是偏离了正确导向、偏离了道德底线、偏离了弘扬正气吗？

    一个古老的美丽传说还是迷信？《十三部》中第八步（部）和第十三步（部）都讲到“有一个古老的美丽传说，说人只要看到麻雀单步行走，就会有好运气降临。它走一步你交财运，走两步你交官运，走三步你交桃花运，走四步你身体健康，走五步你精神愉快，走六步你工作顺利，走七步你智慧倍增，走八步你妻子忠诚，走九步你名满天下，走十步你容貌变美，走十一步你妻子美丽，走十二步你妻和情人亲如姐妹，但绝不能看到它走十三步。如果它走了十三步，所有好运气都会变成它们的反面，降临到你头上。”我以为这个传说是彻头彻尾的迷信。同时，我以为结局很不好，他们最终与说人话的怪物一道关在一只笼子里，靠吃粉笔过日子，这样显然毫无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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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为工人读者签字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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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郏宗培和工人读者一起合影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作者：王溢珍）

    《蛙》是莫言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十多年，花费四年多心血精心打造的一部史诗性力作。小说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并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明生动、感人肺腑的妇产科医生形象。读完作家的小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作家高超的创造力，无论是表现人物形象或采用的写作手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讲：

    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摆脱了模式化。人性随着典型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小说主人公姑姑在职期间和退休后判若两人，在1965年和70年代后期，姑姑作为公社卫生院的妇产科主任，始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战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个计划生育高潮中。面对急剧增长的人口压力，她急党所急，想党所想，忠实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政策，面对一些村民对政策的不理解和到处闹事，当时姑姑是豁出命来干，她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处事果断麻利，铁面无私，号称计划生育外孩子的“活阎王”。但是，退休之后，随着环境诸多因素的变化，姑姑对婴儿和胎儿生命的观念却发生了变化，对一个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使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丈夫的手捏成泥娃娃来祈愿，用此方式来赎罪，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间的婴儿的歉意，而且对超生也眼开眼闭。看到这些，让人感到环境变了，人性的诸多因素也会改变，同时，也想到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将进入更深层次的艰巨性。

    二、在写作手法上，别出心裁地把书信体和话剧结合起来，使小说更显真实和深刻。我们知道，作家要写姑姑的一生和众多人物故事，通过书信体形式更能让读者感到小说故事如同发生在眼前一样的真实可信，而在小说的最后用一个如梦幻似的话剧结束，更能把小说所要挖掘的计划生育背景中出现的各种尖锐问题机智、巧妙、别开生面地传达出来，把小说人物的各种心态更为生动地展示出来，达到单书信体和单话剧模式无法达到的效果。因此这种写法在小说史上也算是一个创举。

    三、语言真诚、流畅，充满亲和力。作家在小说中收敛了其它一些小说中采用的刺激感官的澎湃语言，节制了飞离地面的不羁想象，选择了平和、从容的书信体叙述方式直面主题，用真诚、谦卑的态度，不加矫饰地讲述故事，并把自己参与其中，使整部小说情感宽广深沉。

    四、细节描写洋为中用。小说中大量引入了国际细节，比如讲述人写信的对象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写作剧本的参照对象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小说中有一个重要人物陈眉具有俄罗斯血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景——堂吉柯的饭馆，处处取材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著《唐吉坷德》等等。这种处理方式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也十分罕见。

    从以上四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莫言艺高胆大，是个创造力特强的作家。 

一个有追求的作家

（作者：彭旨平）

    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莫言也许是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最近阅读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生死疲劳》、《檀香刑》、《蛙》等多部长篇小说，通过与大家的交流、查阅有关资料，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所谓作家，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以写作为工作的、从事文学创作有成就的人。对于什么是文学创作的成就，当下是有不同的标准的。在网上的中国作家排行榜中就有富豪榜、实力榜、商业榜、影响力榜等等。其实，和所有的职业一样，作家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我个人认为，评判一位作家，主要看他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也就是作品所反映的作家的创作目的、作品内容和艺术手法。

    一、莫言的创作动机是为了改变不能令人满意的、不完美的、不理想的现实社会。

    真正的作家，总是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总是非常重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阅读莫言的小说，比如《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等，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作者为了改变不能令人满意的、不完美的、不理想的现实社会而创作的动机，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动机的驱使下，使莫言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认知高度，能够促使读者对社会、对生活、对历史作理性的思考，而不是仅仅看了一本有趣的小说。

    二、莫言选择的小说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他的创作动机。

    作家笔下的作品，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是不同的作家由于经历和创作动机的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题材，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存在。莫言的长篇小说除了《红树林》等少数作品外，都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以不同时代的农民生活为题材的。这固然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作家对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变迁观察与思考的结果。因为，仅就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而言，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是被折腾最多、受苦难最多、作出牺牲最多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农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整个社会里，总体上依然是贫穷的、落后的。莫言选择这样的题材，与他的创作动机是密不可分的。莫言创作的为农民鸣不平的《天堂蒜薹之歌》，既让读者联想到叶圣陶先生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农民丰收成灾的悲惨命运，更可看作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事件的小说版。作家自己也说：“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 这激情就是作家创作的动机，而选择这样的题材，则是缘于作家的经历、缘于作家的观察与思考。正如奥威尔所说：“作家的题材总是由他所属的时代决定的，至少在我们这个骚动不宁的时代是如此。”

    三、莫言在小说的创作方法上不断求新、求变，追求尽可能好的艺术效果。

    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样式上，既有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生死疲劳》，也有把民间歌谣、猫腔唱词与小说结合的《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更有将书信体与话剧剧本“嫁接”在一起的《蛙》；在表现方法上，莫言分别运用了荒诞主义、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众多手法；在构思上，作家更是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不但有诸如死人复活整容（《十三步》）、六道轮回（《生死疲劳》）、无处不在的“类幽灵”（《红树林》），即使是凌迟、剥人皮、檀香刑等血淋淋的场面，在没有这些生活经验的作者笔下，也是活灵活现，极具震撼力。莫言在创作方法上不断颠覆自己，不断求新、求变，是服从于他的创作动机的，是为了追求尽可能好的艺术效果，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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