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陈宝良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如朱棣在《孝顺事实》一书中，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注：朱棣：《孝顺事实》卷1，永乐十八年内府刻本。）。除《孝顺事实》外，明成祖还敕撰《为善阴骘》一书。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注：《为善阴骘》一书，为明成祖敕撰，其例为一则故事，一段议论，系之以诗两首。有永乐间刻本。）而仁孝徐皇后所撰之《劝善书》，无疑是对成祖《为善阴骘》一书的回应，从而将儒、佛、道三教劝善之言熔于一炉。（注：仁孝皇后：《劝善书序》。《劝善书》二十卷，明仁孝徐皇后撰，有永乐刻本。按：御制、敕撰抑或皇后亲命撰写，这方面的善书尚有明宣宗敕撰的《五伦书》（有景泰间刻本）与万历年间慈圣太后命一和尚亲手钞录的《宝善卷》（有万历间钞本）。内容均与三教合一有关。）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为天下士子所必读。由此可见，它们对儒、佛、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导三教合一，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然究其本质，不过是藉佛、道的威慑作用，暗助王纲。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而王阳明则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创制心学，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一语道破天机，即“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注：陶望龄：《歇庵集》卷16《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十五首》。）

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他的心学，即由禅宗“即心即佛”发展而来，而禅宗关于“定”与“慧”的关系问题，更为王阳明“寂”与“照”的关系所取代。此中关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已洞察秋毫：“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注：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8《愿学记》三。）

事实确乎如此。王门后学，大多逃于禅释，主张三教合一。在晚明，以王门后学为中心，再有其他一大批学者与之呼应，三教合一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甚至其影响及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字。为叙述方便，下举罗汝芳、王畿、袁黄、李贽、屠隆、陶望龄、陶奭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钟惺、李元阳、管志道、焦竑、林兆恩等人为例，以考察晚明三教合一之风在学术界的流行。

据明人记载，罗汝芳深嗜禅学，家中方僧常常满座，以致“两子皆为所诱，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终”。（注：伍袁萃：《林居漫录畸集》卷2。）王畿虽曾区分儒、佛之异，更深究王学与养生家言的差别，然无论从其为学过程抑或部分宗旨来看，也不得不借重佛、道。他曾说：“吾儒极辟禅，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注：王宗沐：《龙溪王先生集旧序》，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前附。）

在明末，袁黄与李贽均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的学说已深入人心。究他们两人的学术特点，事实上也是“混佛老于学术”，儒、佛、道三教熔于一炉。正如明末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袁黄、李贽混佛老于学术，其原本于圣人之道不明，洪水猛兽，盖在于人之心术也。”（注：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7《愿学记》二。）袁黄的出名，其实就是他所作的《功过格》一类善书，而此类善书的中心思想，仍是报应、阴骘，其根本则是儒、佛、道三教合一。而李贽更是断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注：李贽：《初谭集》卷11《释教》。）

屠隆自称好谈二氏，对佛、道均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佛“宣教淑人，亦辅儒者之不逮”；他专写《十贤赞》一篇，首列老庄，称老子为“吹万布德，真人是储”。（注：屠隆：《白榆集》卷5《重修首山乾明寺观音阁记》；屠隆：《由拳集》卷2《十贤赞》。）

陶望龄、陶奭龄兄弟对佛、道二教揄扬甚力。陶望龄在参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参默识”，并对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很不以为然：“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注：陶望龄：《歇庵集》卷16《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十五首》。）陶奭龄在学术上受其乃兄影响颇深。他在三教思想上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对儒、佛、道三教不作优劣判断，断定同为日月。（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在公安三袁中，长兄袁宗道嗜佛、道二氏最深。宗道认为，三教主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这就是学禅而后知儒。他的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注：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7《说书类》。）。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实具儒、道合一因子：“问：儒与老庄同异。答：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顺处，故老庄尝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贤，使民不争。此语似逆而实因，思之可见。儒者顺人情，然有是非，有进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归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为革，故所之必务张皇。”（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13《德山塵谈》。）而袁中道同样也是三教合一的信奉者。他认为：“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学不通于三世，非学也。”（注：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2《示学人》。）

竟陵派文人也主张三教合一。钟惺至年四十九时，始念人生不常，认为读书不读内典，如乞丐乞食一般，终非自己心得。（注：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卷12《退谷先生墓志铭》。）而谭元春之论佛，也取其治化作用，肯定“佛所以辅帝王治天下之书也”。（注：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卷14《洪山四面佛庵建藏经阁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