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唐人街上的孔子像   （文章图片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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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尊孔：创造性的跨文本误读

——阅报随话（58）

    这是一条令中国人兴奋的消息：美国众议院10月28日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认可他为世界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份决议由得克萨斯州众议员格林代表另外41名众议员提出，决议说，孔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产生了影响并且仍在发挥影响力。

    对此，我们的评论基本予以了高度的赞扬，认为此事体现了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长以及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日益尊重。当然，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美国众议院此举，是“临时抱佛脚”。实际上众所周知，孔子在西方世界早已有了很大的影响，而美国人视而不见。只是经历了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才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老祖宗引起了关注。

    确实，美国人此举确有着深刻的现实性。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是有着深刻的相关性的。美国众议院的这个决议得以通过，有着四个背景。其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上影响力增长，尤其经历了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有别于西方民主国家式的发展模式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其二，体现了美国政界对中国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日益尊重，他们更多地认识到了中国对世界各个领域的贡献，表达出希望以平等方式与中国进行对话的姿态。其三，此次国会通过这一决议和美国华裔地位上升、华人团体逐渐壮大也有很大关系。其四，告诫各国政府和政界人士必须成为诚实和道德的模范，实质上提醒他们要以美国标准的荣誉和道德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说，美国国会此举并不是真正的尊孔，而是在利用孔子做自己的文章。 

    今天发生的这种事情，倒让我想起了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文化现象——跨文本误读。

    据楼宇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第四卷》介绍，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同时，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中学西渐。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产品和中国文化远播欧洲。当时利玛窦等传教士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还将儒家经典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孝经》、《诗经》、《春秋》、《礼记》等翻译成西文出版。尤其是利玛窦在他的《中国传教史》一书中，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花园般宁静祥和的理想的共和国，将孔子比拟为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更认为中国人虽然失去了天神崇拜这一古老的宗教传统，却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遵循自然理性的指引，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让传教士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原本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根本目的，是希望欧洲能理解和接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界定及其传教策略，而欧洲的思想界人士却利用中国文化导演了一部“理性的狡狯”的活剧。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正在欧洲蓬勃兴起的启蒙思想运动中的启蒙思想家，利用以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中充满理性精神的思想资料作为思想批判的武器，对宰制欧洲人生活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启蒙思想家首先利用孔子对欧洲传统宗教进行了批判。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的培尔，在他影响巨大的《历史批判辞典》一书中，明确地写道：儒者毕竟和伊壁鸠鲁的思想不同，伊氏否认摄理，肯定神的存在，儒者则肯定摄理，而否定神的存在。培尔断定中国人无神论最为彻底，实际上是在隐晦地攻击耶稣会的立场，并批判天主教。

美国加州大学里的孔子像

    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大多以批判天主教为头等大事，他们在搜寻批判的武器时，可谓不遗余力。他们所张扬的理性精神溯源于希腊和中国，有时中国的理性哲学在某些思想家那里比希腊哲学更为凸显。伏尔泰就是通过比较儒学和基督教来阐述他的思想的。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圣经》以前的文化，更是《圣经》以外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基督教大异其趣，它不讲灵魂不朽，不谈来世生活。这种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并不以神或弥赛尔自命，他不语怪力乱神，真理在他那里绝不与迷信混同。伏尔泰在批判欧洲的传统宗教时，甚至还以儒学为参照系倡导建立一种新的宗教——理性的、人道的宗教。他认为，只有中国的宗教才是真正的有神论，它只祭祀天和崇拜公道。它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普世性的人道宗教。

    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将孔子称为中国哲学家之王，他认为中国人是以理为神，中国宗教是他所倡导的自然神论。儒学的理是神而不是物质，是不与物质完全分离的精神本体。他的学生沃尔夫则从辨别真伪的判别原则出发，断定中国哲学的基础有其大真。他认为中国人的性善论基于对理性的崇尚，可以不依靠神的启示，不注重外在的根据，完全靠人们运用自然理性的态度来区别善恶，以善为快，以恶为厌。

    启蒙思想家也利用孔子对欧洲社会现状进行了批判。启蒙思想家借用孔子儒学这种异域的哲学语言，表达他们对理性的知识与社会的崇尚与追求，表达他们对欧洲社会现状的不满。莱布尼茨认为中华民族是最杰出的民族，他说：“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优越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生活。”他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至治的理想国，中国人合乎理性的道德规范是救治人类罪恶的良药。他甚至由衷地向欧洲人倡导学习中国人的实践及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并提出鉴于欧洲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欧洲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总之，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同时弊病随之丛生的欧洲社会，西方人在一片喧嚣浮华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孔子和儒学的魅力，他们在其中寻求安宁、和谐和智慧之路。儒家的“仁者爱人”学说、中庸之道、以及诸如“已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名言流传甚广。以至当时法国人以谈论儒学为时尚，他们说那时是孔子的时代，“孔子成为这个世纪的庇护神”。 

    从当年的西方尊孔现象，不难看出这是一种跨文本的误读。无论传教士还是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对孔子和儒学以及中国社会的褒扬中带有鲜明的夸张色彩。在当时高度专制的中华帝国，很难想像有如此美好的图景。他们将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完全遵守自然法的思想体系，或认为中国人的行为中充分体现了自然权利等等，很难说是一种切近中国儒学的本真面目的准确理解。从今天美国政界人士的尊孔来看，不可能是对儒学体系的全面理解和掌握，更多的还是根据美国社会现实和当今世界现实，创造性地借用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意在宣传美国版的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道德标准和理念。

    当然，正如学者所言，事实上，明末清初的中西方知识精英都是借想象中的对方形象，来发现自身文化的缺陷与需要，进而阐发了一系列推进当时中西文明之演进的思想。如果说他们对对方的读解充满了误读，那么，这正是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所说的有意的、而且是具有创造性的误读。借助于这种误读，知识精英们廓清了他们的想象空间，在比较的视域中发现了建设新文化的资源，并且创造性地解释和运用了这些资源，从而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中西文明的交流和演进。

    我注意看了美国众议院的这个决议，应该讲对孔子和儒学的评价还是比较诚恳和准确的。决议指出，孔子倡导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以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实现公正和道义，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质。此外，孔子《论语》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道德品行的典范，也能促进人类和谐。所以说，无论误读也好，利用也好，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总是好事。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普适价值。孔子学说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也愈发为人类社会所接纳，成为世界性的价值标准。如是说，美国此举是顺应世界潮流而已。

    国之交，在于民之交，而要做到民众相亲，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容小觑。“文化如水，润物无声”，通过文化可以深层次地沟通人的心灵，推动社会的和谐。据报道，截至今年10月，中国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0多所孔子学院和200多个孔子课堂，蓬勃发展的孔子学院成为向世界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桥梁。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开幕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又传出信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翻译工程已由国家汉办组织启动，按照计划英译本将在3年内面世，法语、俄语、意大利语、马来语、阿拉伯语等其他语种译本也将在4到5年时间面世。在世界文明的风景线上，中华文化以跨越时空的风采，与人类多元文化琴瑟交鸣，这正是我们所乐见并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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