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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丽堂皇的国家大剧院举办的音乐会    （图片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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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的门槛为何难以跨越

——阅报随话（53） 

    去年春天，有幸到北京在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音乐会。事后，在与北京的几位朋友交谈中说到国家大剧院时，他们无不羡慕，因为作为北京人，他们都没有进过大剧院。进而我又想，作为上海人，又有多少人去过上海大剧院呢？我粗略统计一下，我的亲朋好友、小区邻居中几乎都告诉我，从来没有去过大剧院，更别说看音乐会了。这番感慨是看了近日《人民论坛》杂志和《人民日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倾向千人问卷调查”新闻而发的。

    这项调查在东、中、西部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广泛展开，除此之外，还针对高端服务行业、工程技术行业、公务员、事业单位、各地高校等做了行业群体调查。另外，还与人民论坛网、人民网、新浪网合作，开展了网络调查。其中，在选择阻碍自身“进行文化产品消费的主要因素”时，有61.4%的受访者认为“生活压力大，文化消费过于昂贵”是最大障碍。在被问及“一部您想看的电影，在票价不高于多少时，您会接受买票去电影院看？”时，54.3%的受访者选择“30元”，24.1%的受访者选择“50元”，9.4%的受访者选择“80元”，选择高于80元的受访者寥寥。当问及消费品目标价位时，多数受访者的选择亦集中于较低价位。在被问及对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期待时，52.5%的受访者表示最希望“电影票、演出票、书价等能再低一些”。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记者还走进济南市的两个普通市民家庭，用日志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的日常文化活动。地处闹市的市民反映，文化高档消费太贵，虽然剧院离得近，可我们家里人从没听过音乐会。偏居乡村的市民反映，一年花在文化上的钱——有线电视120元、上网费480元、订报费238元，一共是838元。逛公园太贵，20公里外的百脉泉公园，50元一张门票，只去过两三次。其实，我们也可以对自己做一番调查。如我，一年中的文化消费，除订阅报刊杂志、支付有线电视、宽带上网外，也就是买些书籍了，至于看电影、听音乐会、上博物馆则是屈指可数。其主要原因是时间不宽裕、兴趣不高等，还有就是现在的文化消费价位太高了。随手摘录近期上海演出的一些文艺节目票价来看一下吧。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莱比锡万特豪斯管弦乐团音乐会票价1800至280元，荷兰飞利浦交响乐团音乐会票价680至180元。另外在上海马戏城演出的国内“时空之旅”大型杂技表演票价800至80元，上海海洋水族馆参观券310至80元。而且买过票子都知道，这些演出的低价位票子是几乎买不到的。

    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物质产品已经相当丰富了，但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还很滞后。一份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和文化产品消费形态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看电视、报纸、影碟和光盘、上网、听广播、打牌等。这些活动的消费范围和环境局限性大，消费层次偏低。全家看一场电影要花一两百元，普通老百姓怎么看得起？另外，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较大，农村居民则基本限于看电视、报纸和休闲消遣类书刊。特别是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文化供给比较单一，文化经费不足、设施老化、机构运转困难、公共文化资源偏少等现象依然困扰着8亿农民。看电视，基本成为广大农民的唯一消遣。上网是城市居民最喜欢的文化生活方式，可是在许多农村地区，只有乡镇才有网吧，农民买得起电脑的比例极低，图书馆和书店就更少了。由此可见，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并不高，大家希望文化消费“过于昂贵”的门槛降下来的意愿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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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居民在极为简陋的场地上自娱自乐                 城市居民盼望高水准的文艺演出

    当然，文化消费“过于昂贵”的门槛难以跨越的状况有着复杂纷繁的原因，依有关文化部门官员和文化专家的分析，其中有两条原因最重要。

    一是文化体制要加快改革步伐，文化产业需要轻装上阵。现在我国老百姓文化消费低，跟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有很大关系。体制不放开，社会参与度低，文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无法得到提高，文化单位现有的沉重负担必然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今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其中一个亮点，是要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给予国民待遇”等等，这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的借鉴与吸收。国家将抓住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这个中心环节，着力扶持转企改制的文化企业做大做强。

    确实，文化体制必须改革，但简单地借鉴和吸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的做法需要慎重。文化产业提供的是一种精神产品，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些不成功或值得商榷的做法，如只讲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如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乃至公交行业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文化体制改革时予以警惕和避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千万不要以“改革”的名义，将国家财政负担和文化企业负担转嫁给社会，损害了文化企业职工和消费者的利益。这样，过高昂贵的文化消费门槛非但没有降下来，还有可能变着法儿升上去。

    二是要加大文化公共产品投入，公益事业与文化产业“不能都去市场里游泳”。

    在这次文化消费倾向调查中，有个结果发人深思。在回答“您认为哪些文化消费场所应当加强建设？”时，73.9%的受访者认为应着重加强“书店、图书馆、社区讲座场所”建设，超过排名第二的“剧院、音乐厅、娱乐场所”近20个百分点。显然，人们更期待多建设好“身边”的这些公益性文化设施。政府应该提供公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和一定数量的免费演出。该转制的要转制，不该转的也不要随便转。对于图书馆、博物馆等对于保障文化民生至关重要的文化事业，需要政府持续投入，该“保”就“保”。

    把公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采取不同的政策，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告诉我们，它的根本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公益性文化事业，则是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二者不能偏废。不能把一切东西都市场化、产业化。如就以上说起的音乐会，既要有高品位高票价的演出，又要有普及版低票价甚至免费的演出。

    近年来，不少地方大兴大剧院建设之风，投资额都颇为壮观，北京国家大剧院投资30多亿元，重庆大剧院投资额为15亿元，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投资11.4亿元，广州歌剧院和武汉琴台大剧院的投资也都在10亿元左右。如果以投入产出计算，这些大剧院的门票价格一定贵得可怕。有人给国家大剧院算过一笔账，以30多亿元的投资、5463个座位计，平均每个座位的造价就是60万元左右，平均每张票价在1000元以上才有望实现投入产出平衡。如此，普通劳动者就不可能走进大剧院。然而，大剧院的投资来自国家，属于公共建筑，本就不应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它还承担着向大众提供文化精神产品等公共服务的功能。近年来，不少地方大剧院就实行了多种惠民措施，包括周末公益专场、特价票、学生票等，让更多的普通人有了艺术熏陶的机会。上海现在每年举办的国际音乐节，每个中外演出团体都要在剧场演出以后，参加一场免费的广场音乐会演出。事实证明，这些文艺团体每次广场演出的效果都远远超过了剧场演出，说明群众懂得欣赏高雅艺术，并欢迎高水准的演出能经常深入平民百姓之中。

    如何既考虑公众的利益，把文化消费的门槛降下来，又兼顾文化企业的利益，使企业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确实是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但难题总得解开，现在上至中央，下至文化企业，都在努力探索把产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之道。如此，解决目前过于昂贵的文化消费门槛居高不下的局面应该是有望的。

文化消费的门槛为何难以跨越  （新浪草根名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