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书评组成员摄于现场）

 

 

    去年12月16日，我参加了一个由区的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叶辛小说《上海日记》评论会，和叶辛有了一次接触和交流。

    听文化宫的同志介绍，早在两个月前，在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同志的指导下，文化宫书评组的同志开始了叶辛小说《上海日记》书评的准备。这个书评组成立于七十年代，由普普通通的工人组成，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当年的组员如今有的已退休了，几任组长有的也已七十多岁了，可他们坚持读书不断，评书不辍，精神可嘉。因为这次安排要与作家本人面对面评论，大家都很重视，认真写稿改稿，最后选定了二十多篇编书成册。同时，因时间关系，发言的组员仅选择了十名，并每人限时10分钟，所以与会者和发言者都很珍惜这次机会。

    叶辛早早地来到了评论会现场。据他说，他到文化宫时更早，已经在文化宫附近的居民区逛了一圈。文化宫地处上海市中心的老城厢，新旧建筑交错混杂，危屋简棚在这里比较集中。叶辛不愧是作家，有此机会便涉足其中领略民风了。

    初见叶辛，便感亲切。因为他衣着朴素，慈眉善目，毫无大作家的架子。叶辛头衔不少，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等等，还是上海市人大常委，好歹也是个“副局级”干部。可他待人亲切随和，不用人陪同，便随意走进了会场，见到熟人连忙主动打招呼。会场一下子热乎起来，不少与会者纷纷上前请叶辛签名。叶辛毫不推辞，问清请签者姓名后便认真签起字来。

    可能由于叶辛的随意，也可能由于工人们的直率，评论会的气氛没多久便“剑拔弩张”、“刺刀见红”起来。

 

 

    应该讲，工人们的评论大多还是以肯定为主的。如：

    ——叶辛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早年他的《蹉跎岁月》牵动的不仅是插兄插妹的心弦，同时也引发广大读者的激情澎湃。前些年他的一部《孽债》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影响面更大。叶辛很关注现实生活的动态和流向，他的作品中能反映时代的脉搏。《上海日记》是叶辛的新作，他把视角转向了这几年不断涌入大中城市千百万外来移民的生活，呈现他们生计中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

    ——叶辛老师以日记的形式，“求的是真实”地“记录下一点生命的感受和体验，记录下作为我一个来自贵州山乡的年轻人溶入大上海都市生活的足迹和感受”。小说非常通俗易懂，特别使具有类似经历的人都能“看得懂”，很实在。

    ——小说在情节安排上跌宕起伏，人物的命运也一波三折，很吸引读者的眼球。这在叶辛以往的作品中不多见，具有了流行畅销书的要素。然而小说的主题是严肃的，是人性的悲剧。

    ——由此观之，我认为作家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面向大众，把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更是撕碎给那些挡不住诱惑、把握不准自己的人看，让他们懂得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只有眼明心亮，抗得住诱惑者，才能“风斜雨急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看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否则，就会像全小良（《上海日记》主人公）一样，在事业和爱情上输得精光。

    ——《上海日记》是对知青题材作品的新突破。一是内容的突破，小说摆脱了叶辛过去作品的局限，有了朝前深入挖掘的历史延伸感。二是形式的突破，小说以日记形式展开故事情节和脉络，可以清晰地窥见和触摸到人物所思所虑的敏感地带。三是创作思维的突破，叶辛创作实现重心转移，即把上海知青插队农村的生活状态转移到了外来知青的城市生活状态。

    当然，也有不少工人对小说提出了批评，有的还非常尖锐。如：

    ——小说在主人公的人格变异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描写的比较简单，尤其是典型环境的描写上，使人觉得有点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以致影响了全小良这个人物的典型性。

    ——小说杜撰的内容，自然主义的描写，显现作品十分低劣和庸俗。作者精心描述的一个有正义感、有才气的农村大学生，竟是如此迅速地堕落、背叛、迷失自我，这难道是“新上海人的生活状态的展现”？

    ——小说的不足之处还在于过多地渲染所谓女人的性感，将全小良描绘成急吼吼的性饥饿者，对某些不雅的场面不惜笔墨，无形中冲淡了小说原本要表现的悲剧色彩。如果叶先生这样的大家也跟风来迎合市场，那么，我很不礼貌地想劝他，这会砸牌子的。

    ——小说中的孙世杰（全小良的好友）杀人，这一情节简直与马加爵杀人案如出一辙。……看完全书后，感觉这是一本揉进作者亲身体会，结合时髦的新闻要素，延伸了老生常谈的正确废话的现代版的“于连”奋斗史。……小说中的全小良形象使人不由自主地突然联想起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忠良，难道《上海日记》是新社会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 当我看了小说之后，我心中总是萦绕着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究竟还有没有真的情感？小说中充满了欺骗，作者不能以偏盖全，让在外来人员中所占极小比例的人物来反映融入都市过程的艰难。建议作者不妨写些真情实意、旖丽隽永的情感故事，将美丽留驻，我们的生活应该充满阳光和笑声。

 

 

 

    听着工人们直率尖锐的发言，我坐在会场上有些担心，生怕叶辛会挂不住脸。可是叶辛始终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对有些发言引起的笑声，他也随和着和大家一起笑着，从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窘态和不快。

    在主持人的邀请下，叶辛作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他首先向与会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坦率地讲，自己还没有在公开场合听过如此尖锐的批评，这对自已今后的创作是有参考价值的。他动情地谈起了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动因和过程。叶辛回到上海后，一直保持着和贵州老乡的联系，包括和他们下一代的交往。和这些“新上海人”接触多了，便有了一些思考。三十年来，上海容纳了800多万“新上海人”，全国多出了4.4亿城里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于是，叶辛便产生了写他们的创作冲动。他承认，创作《上海日记》是个冒险举动，他明白小说的销量不会超过100万册，但他还是尝试了。他欢迎大家对他的小说提出批评，因为文学作品出版以后，它就是公共精神产品，读者有权评头论足。同时，他也热情地欢迎大家不久的将来去看他的新作《孽债Ⅱ》，还相约以后请大家再来评论他的这部新作。

    耳闻目睹这次《上海日记》的书评会，我有诸多感慨。

    文学的发展、繁荣离不开读者，离不开评论。我们的文学评论需要专家，也需要普通读者。书评会上工人读者的评论，既反映了他们对《上海日记》的真实看法，更反映了普通读者对作家、作品特别是上海作家、上海题材小说的热爱和关心。虽然就专业的眼光来看，他们文学评论的理论水平还不高，但他们的心是热的，话是真的，可以说，他们是作家的知音、挚友。我们的作家和出版界要眼睛向下，不要忘了广大的普通读者。

    至于所谓的“缠溪情结”，这倒是我赞赏叶辛的地方。古今中外每一个优秀作家，都善于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无论哪个题材的作品，都能从中寻觅到他的生活痕迹。作为一个知青作家，这辈子恐怕再也难以忘怀那段梦绕魂萦的青春岁月了。关键在于，作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要勇于“跳”出“小我”，善于挖掘现实生活中的“大我”。现在，叶辛把笔触伸向了“新上海人”、“新城里人”这个庞大的、新生的也是生活最艰难的社会群体，这是难能可贵的。这里有挖不完的“金矿”，作家在这个题材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最后讲到正确对待文学批评的问题，这也是不少作家要向叶辛学习的地方。俗话说：“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读者有他选择作品的理由和自由；俗话又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者又有他评论作品的理由和自由。诚如叶辛所言，一部作品问世，它就是公共的精神产品，任何人都有说三道四、评头论足甚至吹毛求疵的权利。专家评论也好，草根评论也好；说好也罢，说孬也罢，作家要有肚量、雅量和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