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门口人头攒动，接连十天，盛况不衰。这不是那个京剧名角在唱什么大戏，而是一位叫做黎东方的教授在开讲《三国》。

　　  黎教授用“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讲三国故事。他所说的是历史，不是演义。他一连讲了十天。第一天讲“合久必分”，第二天讲“董卓”，第十天讲“分久必合”。当时，一张门票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这在当时价格不菲，然而照样观众踊跃。以后盛况又延续到重庆近郊化龙桥、重庆下半城都邮街合作会堂等处。再其后泸州、昆明、南京、贵阳、安顺等地也掀起了小小的高潮，当时的学生、教授、商人、市民、军人等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在贵州演讲时，黎教授甚至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当时，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他道贺说：“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的多了”。据黎东方回忆，当年在重庆捧过他场的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可见当年的盛况。

     讲《三国》给当年黎东方教授带来了不薄的收入，改善了他当时窘迫的生活境遇。据黎教授的回忆，因为通货膨胀，抗战前他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1944年，他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他说：“没想到，一炮打响，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一连十天，总收入相当于他的教授薪水几十个月。

    同时，黎东方教授还把他的讲稿编成了《细说三国》。起初，他把讲辞大纲每天印一张报纸，可以折为十六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题为《新三国》。以后，他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了著名的《细说三国》。

     今天看来，黎东方教授当年“三国热”和现今易中天教授“三国热”情况何其相似，只不过当年没有现在如此先进的传播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