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不能承受之重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立志书都在吹嘘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但潜能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没有人能说清楚。
因此，有时候，生命里有许多不能承受的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穷的祸患。
历史上，就有许多人承担了过重的压力，从而使自己背负了许多与自身能力不符的历史责任。
而他们，也许本不应该承担这些压力，但历史错误地选择了他们。
士人文人
传统的教育给读书人灌输的忠君爱国思想，让他们从小就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都志在为国效力，出将入相，光宗耀祖。
但有时候，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大，而这些读书人限于自身学识，修养，能力的不足和外界条件的变化，往往事与愿违，无法达成原先宏愿，而他们背负的过重压力和责任，最终令其遗憾终生，甚至赔上了身家性命。
屈原，以死忠国的义举感动了千百年来华夏子孙，可我却不赞成他的做法，甚至认为他有些极端，不值得提倡。
那时侯七国争雄以到了后期，秦国一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想屈原肯定也洞察到了。但他死抱着楚国贵胄的身份，一心要助楚抗秦，不光是以卵击石不说，连自己人都与他为敌，他被迫出走。而如果他去秦国，必定会被重用的，可他以死明志，虽留下千古芳名，却对历史毫无益处，他把太多的责任放到了自己身上。
同为文士，洪承畴却是一个明白人。历史把他写成了降清的叛明奸臣，可我对此却不以为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大明王朝已走上了末路，崇祯昏庸，义军四起，清朝这个新兴的王朝正处于成长阶段。既然可以另择良枝，何不飞走。
而洪承畴到了沈阳，照样得到皇太极的重用，成为清初重要谋士。
名将名帅
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己任，以战死沙场为荣耀。他们，有时候也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留下了许多遗憾。
岳飞含冤而死，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景仰。他生前为实现“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理想，率军与金军拼杀十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就在大功将成之际，十二道金牌断送了他抗金大业。这虽然令人叹息，可他将过重的压力一肩扛下，理想高于现实的希冀，让他动了宋高宗的“奶酪”，最终落了个冤死的结局。这不得不说是他一大失败。
司马迁笔下的李陵却是一个有勇有谋，明白事理的大将。作为阻击匈奴的一支部队，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被多与自己数倍的敌军包围，则是无法料想的。
面对为国尽忠战死和投降以图再起的两难境地，他选择了后者，这在现在是无可厚非的。在我看来，任何时候，生命的意义都大于国家的面子问题。既然已无法脱身，与其战死，不如投降，“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司马迁看破了这一点，但汉武帝却不能饶恕。直到苏武归来，后世才明白李陵的用心。可家人已死，李陵也就真的投降了。
无能昏君
有时候，历史是会和人们开玩笑的。一个不留神，你就会被历史选择，承担起那份重任。
如果他们不做皇帝，将会和其他人一样，过着自在的日子，不必为国家操心。可机遇偏偏降临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或是嫡长子，或是唯一继承人，或被指定成为了帝位人选。
可让一个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治理天下，又是国家的悲哀。
阿斗只会玩乐，却被自己的父亲指定为蜀国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是个傻子，由于他父亲没有旁子，只好让他继承江山；陈后主陈叔宝和南唐后主李煜都是一流的词人，可偏偏成为了一国君主，只叹造化弄人；宋徽宗开创了宋代画坛的新局面，可国破家亡让他流落异邦，尸骨未寒；正德皇帝是一个好木匠，却不是一个好皇帝；顺治不爱江山爱美人，最终出家，只怨自己没有这个命。
刺客
在我看来，刺客和杀手不同，杀手只管执行任务，从不过问其他事情；而刺客不同，他们是为了某种使才去执行任务的，而他们和托付人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荆柯，聂政，专诸是出于一个“义”字，豫让为智伯子报仇是出于一个“忠”字，他们都以血肉之躯去实现各自的誓言，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可无论成败，他们最终都悲壮而死。留给后世的，则是对勇气的称赞。这从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就可以看出。
可这些刺客，也是肩负了过于沉重的使命，为了达到目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就是豫让。
当年三家灭智分晋后，作为智伯子的门客，豫让一心要为主人报仇，不惜毁容，可屡次刺杀皆以失败告终。赵襄子念他一片忠心，始终没有杀他。而豫让也感到绝望，他选择了自杀。临死前，豫让向赵襄子要了一件襄子的衣服，“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出自《史记.刺客列传》）。他的忠诚天地可鉴，但却是徒劳的。这只不过是他把过重的责任压在身上。
生命是一根弹簧，适当的压力能让人生充满光辉；可压力加的过了头，却是生命无法承受的。不要让自己的弹簧负载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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