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浩然之气，帝王之师

约公元前219年，一位风尘仆仆的长者，乘着马车，带着弟子，千里迢迢来到魏都大梁。在此之前，他已经先后到过许多国家，希望能通过“游说”诸候，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一次次满怀热情而往，一次次遭遇碰壁而归，他却痴心不改。听说梁惠王正在招贤纳士，他便以55岁之躯再次漫游，一路风雨坎坷来到大梁。在这里，他住了近两年，先后与梁惠王、梁襄王侃侃交谈，雄辩滔滔地阐述自己经国济世的主张，最后却不得不黯然离去。他未能说服醉心于攻伐的王者施行仁政，却在这里留下了光耀万代的伟大思想。

后人为了纪念他，建祠恭奉。时至今日，在开封城的东北部还两条南北走向的小街，因夹着为纪念孟子到大梁游说魏惠王而建的游梁祠，而得名东、西游梁祠街。

一、胸怀大志，周游列国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被尊为“亚圣”，是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大师。孟子之学，上承孔圣，下启百代，在儒学道统中居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以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和博大精深的理性之思，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提出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一套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

孟子生活于王道既衰的晚周末世。那是个天崩地坼的大时代，诸侯相互侵夺，战争连绵不断，各种流派的思想和学说如百花竞放。孟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他的母亲“三迁其居”、“断机教子”，终于使他学有所成。当时士人游说之风盛行，各派人物纷纷游说诸候。大约在45岁之前，孟子开始周游列国，先后来到齐、宋、邹、鲁、滕等国。

孟子以“好辨”而著称,每到一国，他总是与国君畅谈自己的主张，议论天下大事。他自信且自负，常以“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度慷慨直言。他游走四方，并不是要从帝王那里为自己谋取什么，而是要为帝王师，所以面对君王，他总是从容不迫，从不卑卑缩缩。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受到了各国诸侯的尊敬和礼遇。然而，诸侯虽然被他的言辞感染得热血沸腾，却无人愿意接受的治国主张。

那是一个崇尚武力、急功近利的时代。群雄并立，合纵连横，无不醉心于彼此兼并，都想争霸于天下。在各国君主的眼里，孟子那套“仁政”理论“迂远而阔于事情”，显然不切实际，不合时宜，难以实现。他的建议少数被采纳，多数受排斥，而他的基本主张则几乎完全遭到了拒绝。

孟子出齐入宋，去鲁至滕，带着弟子风尘仆仆辗转奔波于列国之间。一次次满怀热情而往，一次次遭遇碰壁而归，他虽屡受挫折却始终痴心不改。这时，他又听说魏惠王厚金卑礼招纳天下贤士，心中再次燃起希望，于是打点行囊，毅然踏上新的征程，千里迢迢来到大梁。

二、义利之辨，与民同乐

魏是战国前期最强盛的国家，曾经威震诸侯。魏国的都城原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所以魏国又称梁国，魏惠王又称梁惠王。

梁惠王是位有为的国君。在位50余年，横扫强国，会盟诸侯，率先称王，形成了独霸中原的局面。然而，由于他树敌过多，风头太盛，结果魏国成了众矢之的，渐渐由盛转衰。在军事上多次受挫之后，他决定谦恭尊礼、重金招纳招纳贤士，希望能求得治国良策，实现富国强兵。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问：“您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好办法吗？”孟子回答：“您何必开口就讲利呢？治理国家只要有仁义就够了。”问得直截了当，答得干脆利落，一场对话以著名的“义利之辨”慨然展开。

孟子来到大梁时，梁惠王已经步入暮年。当时，魏国西边受到强秦的威胁，丧失河西之地700余里；东边征战齐国落败，被誉为战神的名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南方受辱于楚，丢掉8座城池；北边与韩、赵两国的联合阵线破裂，战争不断，危机四伏。在这种四面楚歌、江河日下的情况之下，梁惠王见到孟子开口就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可见其心情之迫切。可是孟子却告诉他，富国强兵还是小利，“仁义之道”才是真正的大利。

有一次，梁惠王站在池塘边，边观赏鸿雁麋鹿边问：“贤人对此也感受到快乐吗？”孟子回答：“只有贤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也不会真正感受到快乐。”他认为君王要“与民偕乐”，不能独享其乐，先享其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这种“贤者而后乐”的思想影响深远，被后世儒家奉为修身处事的守则。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由此点化而来的。

三、仁者无敌，施行王道

孟子与梁惠王多次对谈，极力劝说梁惠王，试图让他相信“仁者无敌”的道理，教他如何在经济上、政治上施行仁政，从不同层面上深刻阐释了“仁政”之说的要义与内涵。

一次，梁惠王抱怨说：“我对老百姓够尽心了，没有哪个国君能像我这样为百姓操心的，为什么我们魏国的老百姓并不见增多呢？”孟子便以打仗作比喻，对他说：“战鼓敲响时，士兵纷纷举起刀向前冲，但有些害怕的士兵却掉头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逃了五十步住了脚。于是那个跑五十步的士兵讥笑那个跑一百步的士兵是胆小鬼。你说同样是逃兵，五十步笑百步，应该吗？”他以“五十步笑百步”批评梁惠王的做法并不比邻国好多少，指出只有推行仁政，天下的百姓才会投奔魏国。

梁惠王对曾经所向无乱的魏国连吃败仗深感耻辱，决心洗恨雪耻，问孟子怎么办。孟子说：“百里见方的小国也能够取得天下。你如果施行仁政，少用刑罚，减轻赋税，提倡深耕细作，让年轻人在耕种之余学习孝亲、敬兄、忠诚、守信的道理，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敬重尊长。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拿起木棍打赢盔甲坚硬、刀枪锐利的秦楚军队了。”

“施仁政，行王道”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政的基本含义是薄赋省刑，制民之产，实施礼乐教化，使老百姓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他告诉梁惠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给梁惠王描绘了一幅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图画。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后来成为了中国小农社会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也构成了宗法伦理秩序的物质基础。

四、落拓而归，著书立说

孟子言辞犀利，雄辩滔滔。他的的政治构想似乎有不可摇撼的合理性。梁惠王被他说动了心，表示“愿安承教”，可惜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梁惠王去世后，他的儿子梁襄王继位。孟子满怀诚意前去谒见，但一看就觉得不象个国君的样子。梁襄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梁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使天下统一。”他接着指出，当今天下的国君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这样的人，老百姓就会“引领而望”，归附于他，就象水往低处奔流，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几番交谈之后，孟子对梁襄王彻底丧失了信心。他觉得和这样的人再费口舌也是徒劳的，便不想在梁国呆下去了。

这时，齐国宣王继位。孟子再次来到齐国。但他的政治主张在齐国仍不能被接受，最后他只好“浩然有志归”。

在回邹国的路上，孟子颇感失落，感慨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话里透出内心的迷茫和无奈，也表现出他对自己的学说的自信。

在那个只讲霸术的时代中，要想找到真正肯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国君，显然十分困难的。孟子抱着古圣先贤的淑世之道，完全从济世救人的宗旨出发远游各国，四处碰壁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只图博取功名富贵，以他的才学应该不在话下。但他不肯、也不屑于那样做，所以他就显得迂阔而不懂现势，最后只得落拓而归。

回到邹国，孟子已经60多岁了。除继续收徒讲学，他主要从事著书立说，此后再不曾出游。

孟子的大梁之行是开封城市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孟子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传世《孟子》七篇，他与梁惠王的对话居首，是最能体现他政治思想和治国主张的代表篇章。

五、尚道蔑势，为帝王师

孟子的人格理想即所谓的“大丈夫”。孟子曾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他看来，大丈夫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种人格追求使孟子傲骨铮铮，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他以德抗位，尚道蔑势，“说大人，则藐之”，甚至当着梁惠王的面指责各国国君的“率兽食人”。有一天孟子已准备就绪前去见国君，尚未出门，国君派人前来对孟子说：“国君本来想要来见先生，但因为临时身体不适不能前来。”孟子立刻回答说：“我也本来要去看他，但是不幸临时生病不能去了！”他的骨气和性情由此可见一斑。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孟子认为，有为君主对待贤人，首先是“受教”、“学焉”，然后才是“臣之”。他认为读书人出仕须居导师地位，首要之责是教育、指导君主，而不应惧怕君主、顺从君主。“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既入世辅佐君主建功立业，又维护自己人格尊严，这种人格理想，成为了后世读书人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

孟子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却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历代明君贤臣以它为参照躬身自省，体恤民情，爱护百姓，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开封城的游梁祠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兴建，明初重修并兴建书院，规模宏大，盛极一时。清代在现今游梁祠街附近重建了巍峨壮观的游梁祠和游梁书院。直到清朝末年，黄河水淹开封城，游梁祠才渐渐衰微颓废。

“千里而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兴起，况于亲炙之者乎。”这幅曾经悬挂在游梁祠门前的对联，概括了两千多年前的那场对话，也展现了那位传播仁义礼智、心系万民忧乐、文章吐浩气之气、人格配王者之师的圣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