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穀梁传》

　　《穀梁传》，又称《春秋穀梁传》或《穀梁春秋》。同《左传》和《公羊传》一样，“穀梁”二字也是作者的姓。《榖梁传》的作者据说是榖梁子，这个穀梁子一般被说成是战国时候的榖梁赤，也有人说应该叫作穀梁喜，或穀梁嘉，或穀梁俶。名字都有点搞不太清楚。

　　姓也有人怀疑，“穀梁”与“公羊”这两个复姓，太罕见了，好像除了穀梁赤、公羊高他们家人外，几乎就没有见到还有别人姓这个姓的。有人发现，“穀梁”两字反切和“公羊”两字反切，切出来的读音是一样的。反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汉字表示一个汉字的读音，上字拿声母，下字拿韵母，放一块儿来拼音。“穀梁”与“公羊”拼出来的就是“姜”音（古音）。先秦的确有所谓慢声与急声的区别，慢声就是一字读为两字，急声就是两字读为一字，像《春秋》里有个“邾娄”国，后来改叫“邹”国（也就是现在山东省邹城市这个地方），“邹”就是“邾娄”的急读。所以，“穀梁”或“公羊”急读也可以读出“姜”来。于是有人就怀疑所谓穀梁子、公羊子压根儿可能就是一个人，可能姓姜。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有些道理。有证据吗？没有证据。署个名至于要这么复杂吗？跟猜谜似的。此段纯给有兴趣增加点背景知识的朋友看，不想看的朋友尽可以跳过。

　　“穀梁传”，现在很多时候也写作“谷梁传”，这是因为按简化规定，“稻穀”的“穀”要合并到“山谷”的“谷”，所以“穀梁”也就简化成了“谷梁”。按简化规定，“谷梁”的写法才是正确的，但规定里有个小口子，“姓氏中的异体字”可以保留原字，虽然“穀”字算不上异体字，但“穀”和“谷”无论从字义还是字形来说都差得太远，为了不给人家改姓，很多学者还是继续坚持用“穀梁”。我们这里不免也学者一把。

　　相传，《穀梁传》同《公羊传》一样，也是授自子夏。杨伯峻先生以为，《公羊传》和《穀梁传》说是同出于子夏的传授，那么二者的观点就应该大致相同，“只应大同小异，互有详略，不能自相矛盾，更不会自相攻击”。但二者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甚至有多处《穀梁传》攻击《公羊传》的地方，所以它们俩不可能都出自子夏。其实，师出同门，发展各异的例子很多见，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墨子死后墨离为三，同门之间互相掐架并不罕见，反出师门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所以，《公羊传》和《穀梁传》是不是出自子夏固然缺乏证据，但也不好断然否定。

　　《穀梁传》中也有“沈子曰”、“尸子曰”等语，说明《穀梁传》不是穀梁子一人的功劳。据后人考证，《穀梁传》也是经过长期的口授，中间免不了代有增益，最后在西汉时才写定，不过成书应当晚于《公羊传》。为什么说成书比《公羊传》晚呢？刚才我们刚提过，《穀梁传》有多处攻击《公羊传》。但凡攻击，总要先有个目标，《穀梁传》攻击《公羊传》，可见写《穀梁传》的时候，《公羊传》已经作为靶子立在那里了。另外，《穀梁传》里还有以“或曰”、“一曰”的形式引《公羊传》之说的地方，还有人指出《穀梁传》有涉嫌剽窃《公羊传》的地方。诸此种种，一般学者都认为《穀梁传》的写定应当在《公羊传》之后。

　　《穀梁传》既然在西汉才写定，当然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的，所以与《公羊传》同属于今文经。《穀梁传》在体裁与诠释方式上都与《公羊传》很相似，都是就经文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回答，而且也是侧重从“义理”方面来阐释《春秋》。所以不熟悉三传的人，不坐下仔细读读内容的话，乍一看几乎看不出《穀梁传》与《公羊传》有什么区别。那么区别在哪里？在具体的义理上，阐释的义理不同、主导的思想不同。

　　但《穀梁传》显然阐发得不如《公羊传》深刻，义理没有《公羊传》丰富。说理说不过《公羊》，说事就更说不过《左传》，《穀梁传》在《春秋》三传里的确是比较受夹板气的。

　　《穀梁传》在历史上也没有掀起过什么大波澜，不像《公羊传》有那么风光的经历。它最风光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之子戾太子的孙子，简单说就是汉武帝的曾孙。就在他出生几个月后，“巫蛊之祸”爆发，戾太子受陷害，一家人都遇难，只有婴儿刘询逃过一死。刘询近亲俱亡，童年少年时光不是在牢狱中度过，就是流落民间，身世悲惨。十七岁那年，他时来运转，被推上皇位。登基后，汉宣帝听说自己的祖父戾太子曾经很喜欢《穀梁传》，于是就对《穀梁传》有了特殊感情。

　　也有人说，汉宣帝之所以推崇《穀梁传》，主要还是因为《穀梁传》的思想内容打动了他。《穀梁传》非常重视宗法伦理，处处以宗法伦理作为评价人事的依据，而汉宣帝对亲人间的自相残杀有着切肤之痛，自然会对《穀梁传》高看一等。

　　还有人说，汉宣帝推重《穀梁传》，是想以《穀梁传》来纠正《公羊传》的弊端。公羊学讲“三统”，谁受命谁就可以当新王，还喜欢以灾异言人事，这些在帮助汉王朝建立政权合法性的时候很管用，但当王朝合法性不成问题的时候，它的负面作用就出来了，统治者慢慢就会感受到其中隐藏的威胁。汉昭帝的时候，泰山的一块大石头自己立起来了，皇家园林里枯死的柳树又活了，而且有虫子在树叶上吃出一串“公孙病已当立”的字来。公羊学者眭弘居然就此上书皇帝，说这是上天昭示当有匹夫为天子，让皇帝“求天下贤人以禅之，我皇退封百里之地，以顺天命”。汉昭帝也没客气，当即下令把眭弘处死。眭弘是迂，但皇帝也看明白了公羊理论中的可怕的东西。尤其汉宣帝的本名就是“病己”，刘询是后改的名字，他当皇帝可不就应了那句“公孙病已当立”的谶言吗？汉宣帝大概想想这个都会不寒而栗，于是就琢磨着拿《公羊传》的兄弟《穀梁传》来压压《公羊传》。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穀梁传》到了汉宣帝的时候，算是抖起来了。汉宣帝找了不少人专门学习《穀梁传》，经过十余年，终于培养出了一批穀梁学家。

　　“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皇上的喜好，推动《穀梁传》迎来了一个鼎盛的高峰。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在未央殿北侧的皇家图书档案馆石渠阁亲自主持学术会议——石渠阁会议，会上穀梁学家与公羊学家关于《春秋》经义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是穀梁家胜出。当然这也不排除有“黑哨”，因为辩论由汉宣帝“亲称制临决”。汉宣帝在会议上正式拍板，《穀梁传》立学官，设博士。由此《穀梁传》正式获得了官学地位。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穀梁传》的好日子称之片刻的辉煌也不为过。到了西汉末年，朝廷都保不住了，官学不官学的意义也就不大了。而当东汉王朝打着“大汉”的旗帜重新开张的时候，居然没有再给《穀梁传》留一个官学的名额。没有学术基础，光靠皇帝扶持，终究还是不行的。失去了官学地位的《穀梁传》衰落得非常迅速，到了东汉末年，几乎就找不到通《穀梁传》的人了。以后的几千年里也不用说了，《穀梁传》虽然一直位列十三经，但几乎没什么人重视，除了晋代范宁写了一本《春秋穀梁传集解》，后来唐代杨士勋为它作了疏解，然后就一杆子戳到清代，才又出现了钟文烝写的《穀梁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