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的文化观所想到的．．．

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在讨论”文化能做什么”问题时，于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论调：“那些奢谈‘文化’的人，无非是一知半解地摆弄希腊、拉丁那两门死语言而已”，“当下最愚蠢的高谈阔论莫过于满口文化了．．．，要论掉书袋、却心眼、少理智，没人能比得过文化人”。

这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帝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也是一个民主兴起与物质至上主义的年代。马修·阿诺德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贵族们充满傲慢，鄙薄大众文化的兴起，虽然在他们身上存续着很多杰出的传统，却常常沉溺于形式主义当中；中产阶级被称作国家的支柱；而刚刚获得政治地位的劳动阶层，仍然被贫困无知困扰着，他们是十九世纪不安与盲动的代名词。阿诺德给这三个阶级分别命为“野蛮人”、“菲利士人”与“群氓”，他们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传统的社会组织陷入瓦解。马修·阿诺德相信，唯有文化才是解决这种混乱的有效手段。他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传统，更绝非仅仅满嘴拉丁文，它是从属于任何阶级的任何自我修养的需要。在一个价值失衡的年代，阿诺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渐衰落的宗教和哲学的作用，以至于“我们目前视为宗教与哲学的绝大部分东西将被诗歌取代”。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对于希腊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与光明的两种事物”的追求，是阿诺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义。它既来自于希腊以来的伟大传统，与摆脱时代局限的经典，也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成就。阿诺德既钟情于荷马与索福克斯勒，也欣然接受了海涅与托尔斯泰，他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个人力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是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一百五十年前的马修·阿诺德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某种启示吗？尽管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者，却相信，文化可以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今天阅读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就是阅读今日的中国。只不过“GDP增长是国脉所系”代替了“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我们常常被眼前的混乱不堪迷惑，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竟又变成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一种必须被引入的社会判断标准，要学会如何将物质力量转化为精神力量。虽然“希腊化”只适合于阿诺德时代的英国，不是我们的解决之道，但我们应从断裂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并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的传统。“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指挥，富有活力?/SPAN>——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马修·阿诺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