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有关社会福利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思考，可能引发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正义、社会选择和公共政策问题的进一步探究，从而可能对现实中正在形成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建议。

　　福利经济学是侧重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支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阿瑟·庇古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立起来的。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实现社会经济运行目标所需的生产、交换、分配的一般最适度的条件及其政策建议等。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什么是正义?    

　　英国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曾指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而另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则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边沁的功利主义（Utilitism，今译为“效用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边沁把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看作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看作是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所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
　　
　　由休谟、边沁、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占据统治地位，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罗尔斯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存在着几个弊端：一、它没有揭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原则区别，它没有肯定正义的优先原则，正义否认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妨碍基本权利的理由；二、它假定一个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不足取的，这里没有把人们将一致赞同的原则视为正义的基础，其原则内容无法成为调节全体成员的宏观标准；三、它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用最大程度地增加“善”来解释正当的理论，而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不能从结果来看正义与否；四、它认为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价值，而没有区别这些欲望的性质，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如何看待人们在相互歧视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严的过程中得到快乐的行为。罗尔斯通过对功利主义的批评，间接地批评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现象，如分配不平等、欲望至上、种族歧视和贫困问题等。   

　　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  

　　庇古在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经济福利”的概念，主张国民收入平等化，并建立了效用基数论等。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一、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二、国民收入分配愈平等，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庇古从第一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必须增加社会产量。而要增加社会产量，就必须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认为，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纯产品，从社会角度衡量和从个人角度衡量并不经常相等。

　　当边际社会纯产品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品时，国家应当通过补贴扩大生产。当边际社会纯产品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品时，国家应当通过征税缩小生产。只有每一生产要素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品都相等时，才达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自由竞争为前提，他认为自由竞争可以使边际社会纯产品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

　　庇古从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收入分配平等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必须实现收入平等。他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广到货币上来，断言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他所说的收入平等，就是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政策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举办社会福利设施，让低收入者享用。庇古认为，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平等”，就可以使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

　　批判庇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与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帕累托，美国的勒纳、霍特林、萨缪尔森以及英国的卡尔多等人。他们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理”，建立了效用序数论，并构造了“社会福利函数”。 主要代表作有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普通社会学》等。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帕累托采用了埃奇沃思的无差异曲线和契约曲线作为分析工具。

　　无差异曲线是表示两种商品的各种不同组合的点的轨迹，这些不同的商品组合使消费者始终获得相同的满足水平。契约曲线是表示交易双方的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的轨迹，这些切点表示双方的边际代替率完全相等，也是表示生产者等产量线的切点的轨迹，这些切点代表既定数量的生产资源在最有效地利用时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的组合。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他采用的无差异曲线和契约曲线对福利经济学分析起到重要作用。

　　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商品价格，超过他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格的差额，这个差额使消费者获得了额外的满足。由此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到重要作用。 

　　分不开的效率和公平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没有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做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做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指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然而社会中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福利函数，要从所有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必须满足一系列必要条件，企图在任何情况下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这是不可能的。

　　阿罗提出的这一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阿罗不可能定理”。他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1994年诺奖得主之一哈萨尼（Harsanyi）指出，社会福利评价的终极尺度应当是人们的知情偏好（informed preference），而不是实际偏好（actual preference）或者快乐。黄有光则认为，用知情偏好来取代实际偏好的努力是不彻底的，如果将他的逻辑贯彻到底，就会发现快乐才是最根本的。理由是，纯粹对他人福利的关怀心理会导致主体的知情偏好与快乐发生分歧，在此情况下，使用前者进行社会评价会造成重复计算。

　　黄有光还涉及关怀效应（concerning effect，或non-affective altruism“非情感性利他主义”）、关情效应（minding effect，或affective altruism“情感性利他主义”）和假想偏好、非理性偏好、第三优等概念，提供了某些与社会选择相关的理论与政策思考。

　　通过对有关社会福利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思考，可能引发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正义、社会选择和公共政策问题的进一步探究，从而可能对现实中正在形成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建议。■

　　延伸阅读

　　●《福利经济学》

　　[英]庇古著，金镝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

　　黄有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正义论》

　　[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普通社会学纲要》

　　[意]帕累托著，田时纲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