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激动的要数平时那个老演反派角色的团支书记，这回我给他设计的是一个用尖尖的竹桩刺向美国鬼子喉头的越南英雄老头……当我要团支书扮演范文钊老大爷时，有些出乎人们预料，因为他生下来就因父母要打仗，送到乡亲家寄养，得了天花，落下一脸麻子，是一副“反派”形象。我这次让他出演正面角色，不仅同学们想不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但我是会画画的，知道他的瘦长面孔化妆出来没有谁比他更像老头了。果不其然，我三下五下在他脸上涂抹了几道皱纹、再沾上棉花做的胡须后，一个老头活脱脱地呈现了。

    塑造姿势时，我还用上了素日里在电影上看到的形象——我让扮范文钊老大爷一把抓住“鬼子兵”的后领，当扮演“鬼子兵”的同学两眼无光直视前方时，我就拿出导演的架势说：“不对！你应该鬼鬼祟祟地用眼斜溜向后头，不管看到不看到，这个鬼子兵都想看到老大爷此时要干什么！”

  演出很成功，在学校里众多的节目中脱颖而出。

  坐在前排的秦汉校长立马就拍板了：“就是这个节目参加明天全市的文艺汇演！”

  不过，在校长审批通过的同时，又给我下了一道命令：“你们俩，你和余小慎，不能在幕后朗诵，要站到台前的侧面朗诵，要使观众看得见你们！”

  如同五雷轰顶，我傻了眼：只有一天时间呐，我哪背得出来？

  我急忙申辩：“校长，塑像诗剧规定朗读是在幕后的……”

 “哪有那许多规定？我说要站在台前就站在台前！”

 “校长，明天就要汇演，我…我可背不出！”

 “笑话，是你写的诗，岂有背不出之理？”校长想当然。

  我理屈词穷，只好回家背吧。

  我从来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人才，要背诵更是难上加难。我期末大考的语文成绩，全靠作文撑住，因规定背书而为难我们的那些题我总要失去一些分。

   第二天，我战战兢兢站在台前，从来没有如此怯场过。

  只是看过去，台下的观众都好像罩在一层灰色的雾气里似的，看不真切他们的形象，我也就放松了，不是那么害怕了。

  开始朗诵——背诵。

  前两幕，一切顺利，男生抑扬顿挫，我也抑扬顿挫。我们朗诵的内容，随着舞台上角色的变化、动作的变化而变化：时而怒、时而忧、时而喜悦、时而慷慨。

  我悬着的心，似乎能放下来了。

  然而……

  在朗读快结束的时候，我总结性地大声疾呼一句：“越南人民站起来了！”

  读完这句，忽然，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面该是什么呀？

  一片空白。

  不得已，我只好再读一次,并加强了语调：“越南人民站起来了！”

  还是一片空白，后面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只好恐怖地第三次更大声地疾呼：“越南人民站起来了！”

  疾呼时，心里嘀咕“完了完了，这回完了，总不能疾呼第四次吧……”我已经感觉到台下不是那么安静了，有人在议论了，大概有的观众已看出了我的破绽。

  正当我要簌簌发抖马上昏倒之时，突然间，心里像明镜似地亮堂起来——后面的诗句，我一下子想起来了！

  我于是不慌不忙依然抑扬顿挫地背诵下去……

   这次成功的演出使得班上同学间的关系和谐了起来，至少我这么觉得——因为他们对我的态度好像好了些。我不会想到也许这次的成功更招致了嫉恨。

   这是在1966年春天，离我们毕业还有几个月。

  我觉得大家关系和谐起来还因为我们班举办了一次班活动，在西湖划船。

  我们所划的船，比北京北海公园里的大：在电影《祖国的花朵》里，孩子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时划的是一条只能装两、三个人的那种船，而我们划的自划船每船能装八、九个人。

  已经是初夏。

  我记得，那天我没有划，我坐在船头，把光光的双脚浸在水中，不时地跟擦过我们这条船的那条船挥舞着双臂，跟许多同学对眼笑着，大笑着。

   是不是我太高兴了？会不会有人看着我的笑脸而不高兴？

   真的，我那时绝对不会想到会几个月后，会被同班同学让剪掉辫子，会被班上的同学抄家，班上的同学会烧掉我家的书籍与字画，班上的同学会让初中同学毒打我……

   我当时好幸福啊，以为就是大家毕业了，天各一方，大家还是会成为朋友，因为我们同过学，同在一个班。

                    毁灭性抄家后，从垃圾堆里扒拉出来的学生证，连封面也被撕掉了

                                                里面被倒翻的墨水瓶染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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