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耆故居位于宁波塘溪沙村。走近沙耆故居的门前，就看到门楼署名 “藜斋”二字，门楼在拥挤的村庄民居中，显得有些精致和出佻。还没有进门，就看到邻居和他自家的外墙上书写着许多汉字、英语、甚至是法语字迹，据说，这些都是沙耆生前所为。沙耆故居的二楼上，隔墙的木墙板都曾被他画上了人体油画，这样的绘画方式及作品在喧嚣的城市中给人的感觉都会有些惊世骇俗，更不用说是在乡村啦。他被称为中国的梵高。




 
据说，沙耆早年在乡间鄞州塘溪沙村，是一名行为怪异的男子。他常常神情凝重，若有所思，手中拿一支画笔。旁若无人地在墙上写写画画。有人给他一张纸，他随手就画，寥寥几笔，看似涂鸦，形神兼备。兴之所致，他走到那里就写画到哪里，村里墙头屋檐下面多有他的墨迹。他生活在自己的状态中，全然不顾村民异样的目光的。渐渐的，村民也看惯了他的举动，任由他在村中各个角落留下自己的作品。从1947后到80年代初，他长期蛰居故乡沙村，精神疾患在身，绘画是他的寄托，写写画画是他生命的拐杖，就这样，他在沙村生活了三十多年。他的生活寂寞生命执拗，他的这些行走过的春秋都在沙村人的记忆中。

1966年随着母亲的去世，生活无人照料，他的处境更艰辛。后来“文革”开始，沙耆更加癫狂了，沙村人叫他“傻子公公”。

1981年下半年开始，沙耆移居鄞县韩岭其学生余毅家暂住，并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创作进入了新的旺盛时期。１９９７年，沙耆由于脑中风离开余家，被儿子接往上海住院治疗，从此放下了手中画笔。他在东钱湖边的韩岭生活了16年。 

 
1982年5月18日， "沙耆画展"在杭州举行，沙孟海、吴作人为画展题名，浙江省统战部聘沙耆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7月7日，"沙耆画展"应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之邀，赴沪展出。9月27日，"沙耆画展"应中国美术家协会和首都博物馆之邀，赴京展出。
　　1984年沙耆的户口由浙江转入上海儿子处，并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5年后的十年多时间里，沙耆由其学生陪同前往江浙及东北名胜景区游览写生，创作了大量的人物画和静物画。进入九十年代，他的画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色彩绚丽，用笔豪放，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和收藏家的关注。　　

 ２００１年， “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和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而此时，这位垂暮之年的老画家正在医院养病，已无法亲临属于他自己的盛会。１９９７年，沙耆因脑中风放下手中画笔，２００５年病逝于上海。 

 
 
 




沙耆生平，1914年出生于鄞县沙村。其父沙松寿，年轻时从沙可庄（族兄沙孟海之父）学中医外科，历年行医、经商、执教，并擅长中国山水画。母杜氏生有二女一子。沙耆幼年羸弱多病，在私塾成绩平平，生性内向，唯爱画画，自小就显露出绘画天赋。

沙耆早年在上海昌明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习画九载，1937年由徐悲鸿推荐，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在新写实派画家巴思天院长的指导下，沙耆对传统的欧洲绘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优秀美术金质奖”，并与毕加索及其他著名的现代派画家共同举办展览，一度成为当地颇具影响的画家。

　1946年，沙耆得了精神分裂症，由法国回国。10月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安排下沙耆抱病乘法国邮船桑对号（SanTay）回国。徐悲鸿闻讯沙耆回国，约聘沙耆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怎奈沙耆因病魔缠身终未成行。

 1946年10月的一天，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码头，沙耆卸下了他从比利时带过来的几大箱画作以及绘画工具，沉沉的箱子装满了他的收获和辛酸，还有他的抱负和梦想。回归祖国的他也有难以言说的思念与愧疚，对妻子，也对那个自己连面都没有见过的儿子。 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沙耆出国求学创作一走竟是10年，且十年音讯全无！儿子孕育时他就走了，儿子出世成长到十岁，他从未问询，他与儿子也从未谋面。儿子沙天行说，那10年里，家中寄出过无数封信，包括祖父病重时催父亲速回的那封电报，但直到祖父三年后去世，父亲也始终没有回来。而就在父亲回国之前，母亲孙佩君怀着深情与绝望，寄出了最后一封家信。

沙耆在欧洲的求学生活会有许多艰辛，他的绘画作品成就也令人瞩目，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生活无言诉说而全无家书？他在欧洲经历了什么让他患病？他难道真得变成了一个了无牵挂的人？是怎样的内心纠结让他走向疯狂的边缘。今天的人已经难以知晓。

1949年欧洲一艺术代表团访问北京时，向周恩来总理称赞沙耆的艺术成就，周恩来未闻其人，转问徐悲鸿，方知其经历与造诣，并知其养病在家，遂通知中央统战部，每月拨给生活津贴。

嗣后，他长期蛰居自己的故乡。精神上的疾病，虽然给他的日常生活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但并没有减弱他对艺术的炽热之情，在家乡，他默默地工作了三十多个春秋，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 

 　　沙耆在沙村。1947年，沙耆回国后蛰居于沙村家中，由母亲照料养病。沙耆时疯时醒，却从没放下他手中画笔。
    为人一派天真，颇受村民们的喜爱。他画画速度很快，邻居家孩子在洗澡，他拿笔在旁边勾画，孩子洗完澡，画也完成了，给大家一看。田野上耕耘的老农，嗷嗷待哺的婴儿，沙村周遭的山山水水，都曾入沙耆的画中。沙耆曾画了一张沙村全景画，就坐在村子对面的山上，画了几天几夜。老人和村里的孩子都跟去围在旁边看，眼瞅着沙村的一幢幢房子在沙耆笔下出现，众人惊叹不已。还有一段时间，沙耆每天到儿子就读的小学，画一些狮虎猫兔之类的动物。当年的学堂如今已经废弃，沙耆画的一只老虎却仍留在墙上。 

 　患病之后，沙耆摆脱了许多理性的束缚，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而数十年蛰居乡村的单纯生活，也给了沙耆宁静和庇护。乡风乡俗的淳良，使得沙耆安然度过断断续续的疾病，安静地行走在他挚爱的艺术世界中。
   
    沙耆在沙村养病期间，曾在故居二楼房间的板壁上画了１１幅裸女像。画中的女性富有青春活力，以坐、卧、跪、站等不动姿势呈现。沙耆移居东钱湖韩岭村时，沙耆的儿子将这幢房子以数千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村民。村民嫌满屋沙耆的手迹碍眼，想方设法要抹去，而１１幅裸女像，也以４万余元的价格出手，之后多被台湾的画商收购。
    ２００３年，当地镇政府已将沙耆故居重新购回，２００５年公布为鄞州区文物保护点。有关部门着手修缮沙耆故居，作为永远的怀念。沙耆的儿子从台湾的裸女像收藏者手中获得了复本，复制到了沙耆故居二楼墙板上。 

　　沙耆在韩岭村。１９８０年，当时的韩岭村党支部书记余学梁看到大儿子余毅很喜欢美术，就通过朋友介绍让儿子拜沙耆为师。沙耆说，看了再说。
    约好见面那天，余学梁带着儿子来到沙村沙耆的家，“没想到，沙老师见到我家余毅很高兴，一见面就按外国人的礼节拥抱了一下。”他加了一句，“后来，来我家的许多人都按这个礼节与沙老师打招呼。”
    之后，余毅就在沙村找了间房子住下，而沙耆每天到余毅所住的房间里去。
    没过多久，沙耆越来越喜欢余毅，就向他提出：“你现在是我的学生了，你要请我吃一桌。”余学梁一听说此事，高兴极了，马上备了一桌酒席。
    余毅每星期回家一次，每次都带上好吃的东西。看到学生回家了，沙耆偶尔也会一同前往，有时在那里住上几天。“我记得第一次沙老师来我家时，他带了一瓶老酒，说听说我会喝酒，要跟我来上一杯。”

    经过近一年的学习，１９８１年８月，余毅因为工作等原因离开沙村。两个月后，他回到沙村去看望老师。“１０月１日那天，儿子说要去看沙老师，可回来的时候，他把沙老师的行李交给我，说，今后老师就住在我们家了。”
    余学梁夫妻俩没有反对儿子的做法，就这样，沙耆告别了蛰居的沙村故宅，住进了韩岭余毅的老家。一年后，他跟着余家搬进了新房。为了让他更好地画画，他们为沙耆单独设了一间朝南的卧房兼画室，悉心照料沙耆的衣食住行。
    “沙老师爱喝酒，又特别爱吃红烧肉，每天中餐晚餐各一大碗，”余学梁笑着说，“为此，老伴的这道菜越做越有味，但为了买肉也着实让我犯愁。当时，买肉凭票，我只能想方设法从朋友处讨票。”

    家乡风味的饭菜，合身的衣着（沙耆爱穿色彩艳丽的服饰，对大红、玫红颜色更是情有独钟），这一时期，生活上已无后顾之忧，又远离尘嚣的喧哗和各种烦扰，使沙耆得以心无旁骛地潜心于艺术。
    “沙老师常背着油画箱到东钱湖畔作画，画湖光山色。当时，也没有油画布，就把木屑板剖开，画在上面了事。”余学梁回忆起当时的生活说，“沙老师画画的速度很快，一只老虎几分钟时间就出来了。”
    附近的爱好者闻讯后，就慕名前来，差不多天天有人来讨画。其间，沙老还被多次邀请到天台山、国清寺、吉林等地参观疗养，曾两度应其堂兄沙孟海之邀赴莫干山疗养。
    那时，沙耆的精神很好，旧病也不常犯。而在他的晚年画中，东钱湖和莫干山的风景画最多，这是他记忆深刻的地方。

    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人，但在余家人的心中，他却是一位慈祥、善良、爱干净的老人。“他每天都会用香皂洗脸，然后把香皂妥善放好。他的口袋里塞满了卫生纸。他喜欢洗澡，这时，老伴就为他擦背。”余学梁的妻子说，“看到讨饭的，他就叫来一起吃饭，还给他们年糕、酒。”
    她说：“沙老师在春秋气温变化时常发病，一发病，他就背上油画箱出门，说是给学生们去上课。一次，老伴出差在外，只有我和沙老师在家，没想到，他犯病了，卫生间的墙上、地上，都是大便。”当时，手足无措的她等老余回家才舒了一口气。
    “１９９２年，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来华，他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一直问‘为什么不来看沙耆？’这样发病了十多天，让人看着心疼。”她揉了揉发涩的眼睛。
    “１９９４年之后，他经常犯病，犯病时就用大便在墙上涂画。”画在余家墙上的《神父》像是惟一没有遭此劫的作品，余家人用玻璃把这幅色彩斑斓的画罩住，“其余的都被我们刷掉了”。
    １９９７年，沙耆由于脑中风离开余家，被儿子接往上海住院治疗，从此放下了手中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