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敦颐“太极通书”说起

中国文化有两次大的浪潮：一是先秦诸子文化，二是宋明理学文化。先秦诸子从伏羲开始，有文王周公、老子孔子、子思孟子；宋明理学从周敦颐开始，有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为什么把周敦颐推为理学大宗师，而不是比他年长的韩愈、李翱、范仲淹、欧阳修或他同代的张载、邵雍、胡瑗？

这应该和周敦颐的“太极通书”有很大的联系。“太极通书”有三个内容：一是太极图，二是《大极图说》，三是《通书》。这三个作品，应该是宋明理学的图式、大纲和要领，成为了当时文化的方向和目标，对后代一代代理学家起着启示和引领的作用，以后的理学家大体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周敦颐的太极通书与先秦的老子孔子的太极、大道文化展开有了不同：老子是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孔子的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敦颐的是无极而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

周敦颐在解释他的太极时，从自然现象转向了人文精神，将太极说成乾道天理，将阴阳理解为性命刚柔，将五行理解为仁义礼智信、爱宜理通守，理解为中、正、道、德、诚、善、明、通、睿、圣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诚，这个诚可以说是《通书》之“心”，前三篇“诚上第一”、“诚下第二”、“诚几德第三”都是以诚为名，整个《通书》都像诚的展开，诚就像《通书》的太极。对于诚，既有真实无伪的客观意义，更倾向于真实无妄的主体精神，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诚，五行之本，百行之源”。

朱熹、王阳明对诚又有新的发挥：朱熹认为诚乃是“圣人之德”，未至于圣者需要择善固执其“人之道”，方能至于圣境：“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

王阳明的心学，将诚看成心之本体：“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的功夫”；“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念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中庸》功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功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以上选自《王阳明《传习录》）。

朱熹、王阳明的诚，是周敦颐诚的流，更是先秦文化诚的流，是两种文化的合流而集大成，但是又在古人的基础上有了发挥和弘扬。先秦的诚，老子孔子都没有突出强调，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里面特别提出来，是他的八目之一“诚意”。曾子的学生子思，在《中庸》里面，将“诚”特别的强调展开，成为了儒家文化理念的一个与“道德仁义”相提并论的重要概念。《中庸》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子思是对诚作了最广大的展开，将先秦文化精神推到了极其高远的境界。

孟子传承子思的精神，在他的《孟子•离娄上》几乎是全文照搬了子思的思想：“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以后，荀子又对诚作了阐述，并且强调了它的修身修心、经世致用的价值，把它提到了“政事之本”：“君子养心莫善於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默）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於心，见於色，出於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综上所述，一种哲学的独创性，一定有它深刻的源头，有其至高的的境界。周敦颐的诚，那是天地真实无伪的大道至理，还是人世间真实无妄的真实精神。一代代的先人将真实的精神不断地与大道至理融汇融和，这样就成就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无断绝的精神之流，希望这种真善美的精神不断丰盛浩大，去润泽和造福更广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