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一个人的记忆——龙应台演讲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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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倾听个人记忆集体遗忘自觉之剑抢救历史 |
分类: 【山高水长】 |
【关于记忆的断裂】
个人记忆从来不是单独的东西,它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如果集体记忆是一片织布或一张编织绵密的大网,个人记忆就是那个丝线,集体记忆是用丝线编进去它的纹理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把个人记忆从这张网中抽出,就会断裂。
某种记忆属于政治正确,某种记忆是属于政治不正确,当那段历史被划归为不正确政治,要遗忘就变成了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也不过几十年,却可以淹没掉大量记忆。
战争,尤其是内战,后遗症就是带来种种的禁忌。政治正确的,可以纪念,政治不正确的,必须遗忘。那些“必须遗忘的”,第一、二代人或许还深藏在心里,但是不可言说,不可传世,到第三代以后,就是真的失去了,可能永远失去了。
一个因为正确或不正确而被归了边、被遗忘的一段历史,有些会在几十年后得到抢救。湖北宜昌对三千老兵遗骸的“记忆抢救”是一段佳话。如果真诚又认真的对待话,后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于那段历史的深入爬梳,对于家属的口述记录,图片和文物的寻觅等等,都是把断裂的记忆重新接回来可以做的努力。口述历史要追着去做。
记忆特别容易消失,失去很容易,你想要它不消失、找回来,要非常费劲,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这一代人不让上一代人消失于黑洞里,那么下一代人才不会把这一代人也视为尘土。
【关于选择性的正义】
二次大战大屠杀的记忆,许多在战后得到了非常用力的保存跟传承,而有些暴行根本不见天日,因为没有人为你大声呐喊,去行动,去保存那段记忆。比如欧洲波兰卡廷(katya)森林惨案,两万多人消失了,一整层国家的骨干人间蒸发了,你说,这怎么可能被忘记呢?
就是可能,因为在某种目的主导之下,某种记忆,不管它如何重大,都会被那个当时被当做更为急迫、更为重大的目的所掩盖,而这样的事确实做得到。
就连波兰人自己,也对真相闭口不言。
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因为那时候德军是敌人,苏联是盟军,所以不说,不能说。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为了一个所谓更大的目标,你会有计划地而且强有力地去封锁一个记忆,不管那个记忆多么重大。
2007年,曾经得过奥斯卡外语金像奖四度提名的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伊达在八十岁那年拍了《卡廷惨案》这部电影,2007年上映。问他到了八十岁还来处理这样巨大而沉重的题材,他说:“因为我害怕集体的遗忘。”
应该更认真更真诚地去面对历史。
【抵抗遗忘】
我在台湾成长,从威权走到民主开放,从什么都相信,到什么都不相信,到自己决定忠诚和反叛的标准,我以为我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了然于心了。我记忆中该修复的、该重建的、该抛弃的、该紧紧拥抱的,我都知道了。一直到我认识赵先生。
我还能相信我的记忆吗?
如今,八十岁的老人、五十岁的中年人,怎么才能向什么都不知道的二十岁的年轻人讲述历史呢?怎么解释记忆?怎么传达传承?
在某些国家,所谓国史,是从家史、从街史、从村史、从乡史出发,而到更大区域的历史,如果只允许从上而下的国史,如果我们所有的记忆都由单一的宏大叙事去垄断,我可能就会套用马克·吐温的话说:一半的历史是假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只有宏大诸如国家史、政治史、军事史,而没有民间自主发动的个人史、家史、街史、村史、乡史,历史再怎么写,都很难不是假的。
有些遗忘,是因为总有人在设局,在那个“局”里头强化你的欢乐,扩大你的无知,让你慢慢长大,让你遗忘。有些遗忘,是你自己因为缺乏自觉而接受遗忘。问题是,不管是哪一种,总有代价要付。记忆断裂了,一切又从头来起。
因为失去记忆而重来一遍,往往是灾难。
记忆,其实是一种能力,需要学习,需要培养。
记忆,更是一种权利,凡是权利,就有被人拿走的可能。
(完整演讲请参看微博中转发的视频,或浏览此网页: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07/14/7442640_526146264.shtml)